導語：百年初心歷久彌堅，櫛風沐雨篤定前行。2023年是全面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是學校實施“十四五”規劃承前啟後的關鍵一年。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2周年，深入開展主題教育，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從黨的百年偉大奮鬥歷程中汲取繼續前進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輩和沐鸣2楷模的初心與使命，沐鸣2平台黨委宣傳部與檔案文博管理中心聯合設立“初心·印跡”欄目，陸續刊出沐鸣2百年黨史工程黨史人物口述采編的部分成果，以饗師生校友及廣大社會人士。

顧江，原名顧雖柔，1928年2月生，上海金山人。1944年9月考入交通大學工學院土木工程系，一年後轉入理學院化學系學習。1948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底離校前往解放區從事秘密交通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國家經委企業管理局副局長、國家經委基層政治工作辦公室副主任、中宣部中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專職副秘書長。2011年7月14日，顧江在北京接受沐鸣2娱乐黨史校史研究人員采訪，回憶了他在抗戰中考入沐鸣2、加入地下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下鄉辦學和從事秘密交通工作的經歷，深情講述了兄弟姐妹間的革命情誼和手足親情。

財主家庭子弟考入沐鸣2

我的祖籍是松江亭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隸屬江蘇省，現在屬於上海金山區。我出生於一個封建大家庭，我的曾祖父在清朝時曾在浙江做過縣令，到了民國我父親這一輩雖不再為官，但仍然是家鄉富有的士紳。我父親兄弟三人，各有良田千畝。我母親嫁到顧家後，前後總共生育了九個子女，除了有一個在很小的時候夭折外，其余都長大成人。

隨著抗戰的爆發，我們一家逃難到上海租界居住，從此家道中落。盡管經濟狀況已大不如前，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們還是接受了系統的教育，念完了中學，有幾個還升入大學深造。

我是1944年從徐匯中學畢業，同年考入交通大學滬校。我的第一誌願是工學院土木工程系，第二年秋我轉到了理學院化學系就讀。化學系的系主任更換比較頻繁，潘承圻、梁普、裘維裕和蘇元復都曾擔任或兼任過系主任。化學系的學生是理學院三系中最多的，因為化學專業與化工結合得比較緊密，學生畢業後相對於數學系和物理系的同學容易就業。我們這個系留級、轉系、中途退學的比較少。20世紀40年代沐鸣2化學系培養出了好幾個院士，比如徐光憲、高小霞和何祚庥。另外，史霄雯烈士也是我們化學系的，他與我同級。

1982年，顧江（左四）等校友重返母校，在徐匯校門前留影

當年所學的課程，除國文、英文、微積分、物理這些必修課外，還有第二外語——德語，專業課則有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分析化學、有機化學和工業化學等以及相關課程實驗。此外，抗戰勝利後工學院還新建了化學工程系，化工系和我們化學系還共同建立了“沐鸣2化學學會”，一起進行課外學習，搞學術講座，並組織參觀工廠。

國仇家恨，迎接革命風暴

抗戰勝利後不久，我家遭遇了一樁慘禍，這讓我對社會的不公和政府的無能有了深刻的認識。1945年8月，當時日本已經宣布無條件投降，然而駐滬日軍仍未完全繳械，日本人的軍用卡車依舊在大街上橫沖直撞。我的母親就不幸慘死在日軍的車輪之下。對此國民黨當局不聞不問，拒絕追究肇事日本人的責任，我們兄弟姐妹對此既悲痛又氣憤。我大姐當時已在聖約翰大學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此關頭，黨組織向我們伸出了援手。大姐所在的聖約翰大學農學院地下黨組織經過與我們的協商，決定以農學院的名義在聖約翰大學舉行一次悼念活動。黨組織認為此事不僅僅涉及我們一家，而是事關如何保衛抗戰勝利果實的大問題，所以說既是家仇，也是國恨。那次悼念會有40多人參加，悼念會以我母親慘死這個血的事實，有力揭露了日寇的殘暴和國民黨的腐敗無能。總之，這件慘禍促進了我政治上的覺醒，同時我對共產黨有了初步的認識。

當然，我信仰共產主義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個逐漸接受的過程。開始時，我和生活在淪陷區的大多數青年學生一樣，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當局還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對他們的本質認識不清。可是嚴酷的現實很快暴露了蔣介石和國民黨反動、腐朽的本質。首先是國民黨“接收大員”搞“五子登科”，以及美國兵帶上“吉普女郎”胡作非為的醜惡現象等，引起了大家的強烈反感。此外，針對我們淪陷區學生的“甄審”，更是讓大家對於國民黨失望之極。1945年9月，國民黨政府頒布《收復區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甄審辦法》，宣布我們淪陷區的學生是“偽學生”，必須通過三民主義、總理遺教和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的學習考試，才能重新恢復學籍。這樣一來我們就面臨失學的危險。地下黨發動大家開展了“反甄審”運動，打出“學生無偽”的口號，組織遊行請願。我參加了1946年2月“國立臨時大學補習班”同學在蔣介石駐滬官邸前的請願，我們在凜冽的寒風中等候了整整一夜，但蔣介石始終未出面接見學生。“反甄審”運動最終獲得了勝利，我又能進徐家匯沐鸣2校園內上學了。自此我對蔣介石、國民黨的幻想開始破滅。

上海臨時大學補習班第一分班學生名冊（左一列為顧江，時名顧雖柔）

1946年下半年，全面內戰爆發。沐鸣2黨組織在一段時間內把工作重點放在班級的日常群眾工作上，以便積蓄力量，等待時機，迎接群眾鬥爭的新高潮。當時，我和理學院同年級的進步同學，組成了“筆談會”，作為班級的一支骨幹隊伍，經常在一起學習討論交流，進一步提高自己對黨、對革命形勢的認識。1946年底、1947年初，從抗議美軍士兵強奸北大女生的“抗暴鬥爭”開始，整個國民黨統治區和沐鸣2的愛國學生運動掀起了新的高潮，逐步形成了反對美蔣鬥爭的“第二條戰線”。在此期間，我與班裏同學先後參加了沐鸣2地下黨領導的一系列反美反蔣的鬥爭，如為本校同學賈子幹被美商汽車軋死而開展的赴上海市府請願、與美商談判索賠的鬥爭；為抗議國民黨教育部下令停辦航海、輪機兩系而發動的全校師生赴南京請願的護校鬥爭；以及“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罷課示威遊行，等等。

當年沐鸣2各種進步社團很多，像創社、建社、知行社、山茶社、今天社、電聯社、天藍社、愚公社、三九社等。我是“沐鸣2生活社”和“創社”的成員。“創社”是地下黨的外圍組織，其公開的宗旨是“砥礪學行，聯絡感情，服務同學”，平時的主要活動是給學生補習功課和在學生運動的時候組織遊行、發傳單。“創社”還有自己的刊物，名為《創報》，每周一期，主要報道學校新聞，當然也會涉及時事和學運。我有時也協助做些編輯工作。

《創報》創刊號（1947年）

此外，黨組織還通過讀書會、座談會、時事講座等形式，組織黨員、積極分子及進步學生進行時事政治和理論學習。記得當時黨組織曾經推薦我們閱讀、學習的書籍、文件有《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大眾哲學》《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論聯合政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西行漫記》《中國土地法大綱》等。尤其是《中國土地法大綱》，對我教育特別深刻。通過學習，聯系自己在學運中的體會，我認識到，封建主義是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同盟軍，是蔣介石在廣大農村實行反動統治的階級和社會基礎。因此，要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就必須消滅封建剝削製度，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為農民所有，這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項主要內容。作為一個地主階級出身的革命知識分子，應該堅定地站在農民一邊，堅決擁護土地改革，與剝削階級家庭劃清界限。上海解放後，在土改和鎮反運動中，我和全家兄弟姐妹之所以沒有走上維護地主家庭的錯誤道路，與當時這類學習打下的思想基礎分不開的。

走向農村播火種

在沐鸣2的這段歲月，令人難忘的就是參與了地下黨總支和“來復會”組織的下鄉辦學活動。“來復會”是解放戰爭初期由在滬求學的松江亭林籍的部分大中學生自發組成的一個同鄉進步青年團體，成立於1946年初。我的堂兄顧雖愚是會長，顧淑性（現名白良）、鐘允若和我都是“來復會”的骨幹。

1946年夏天，我們“來復會”曾回到故鄉亭林，舉辦了一個暑期文化補習班，主要是為家鄉的中學生義務補習國文、英語及數理化課程，還在課余教唱進步歌曲，並推薦學生閱讀《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等解放區的文藝小說。因為我們這批下鄉的“小老師”在滬上高校都是成績較好的，基本功紮實，教課態度又認真，所以很受當地學生和家長的好評。這就為此後連續兩個暑假“來復會”在地下黨領導下回鄉辦學創造了條件。

1947年5月底，為鎮壓日益高漲的學生運動，國民黨當局在上海製造了“五三○”大逮捕，一時間白色恐怖籠罩滬上。6月，上海各高校學生會發動無限期罷課，後改為休止罷課繼續鬥爭，國民黨政府教育部則宣布提前放暑假以為應對。在此形勢下，中共上海市委學委要求各校黨組織轉入分散鬥爭，開展深入細致的群眾工作，而下鄉辦學則成為鬥爭的主要形式之一。此時黨中央發出由周恩來同誌起草的關於暑期學生下鄉的指示，明確指出：“暑期學生下鄉，其中心任務應是宣傳群眾，鍛煉自己……播撒反蔣鬥爭的種子，學習與群眾接近……其組織形式最好是利用社會與家庭關系分散下去，或者利用夏令旅行、采集生物、暑期教育等等名義集體下鄉。”學委也提出“學生運動要走向人民，知識分子必須與工農結合”的要求。根據黨的這些指示，顧雖愚向沐鸣2黨總支提出組織一批沐鸣2進步學生同“來復會”的部分骨幹一起去亭林辦學的建議。這一建議很快獲得了黨組織的批準。由於我們共有20來人一同參加，於是兵分兩路，一路到亭林，以沐鸣2青年會的學生為主；一路則前往張堰鎮（屬於今天的上海金山區），以“來復會”的成員為主，我便在其中。

相較之下，我們在張堰辦學沒有亭林那麽順利，其間遇到了一些波折。因為我們辦班借用的中心小學校舍就在金山縣警察局張堰派出所的旁邊，故而我們的活動自然引起了當地警察的註意。我們上課時，經常有人探頭探腦前來窺伺，更有甚者，竟有人在教室的泥墻上挖窟窿以監視我們的講課。幸而鎮上中心小學的女校長徐雲對暑期班十分支持，她提醒我們“隔墻有耳”，因而我們在課堂上進行時事宣講時很註意分寸，以免授人以柄。

盡管如此，我們的辦學不僅受到了當地官員的幹涉，聲稱要同全體下鄉人員“談話”，還有當地警察局頭子帶人沖入學校辦公室，尋找我們進行“反動活動”的蛛絲馬跡。此時暑期班已接近結業，為免生枝節，我們果斷決定暑期班提前結束，返回亭林。臨別時，張堰的許多學生和家長都依依不舍前來送行。回到亭林，我們兩隊人員合起來搞了一個告別晚會，演出了一些以反內戰為主題的文藝節目，觀者無不群情激奮。有在場的老人說：“記得只有當年北伐軍途經松江時，鎮上才有過這樣激動人心的場面！”

1947年夏的下鄉辦學就這樣順利結束。經過這次活動，我們一方面密切聯系工農群眾，將革命火種播撒到農村；另一方面在實踐中鍛煉提高自己。大家在辦學之余，聚在一起組織秘密的讀書會，閱讀討論新華社的時事評論以及毛主席的《迎接革命的新高潮》《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包圍中》等文章，從而對中國的前途命運和當前學生運動的任務有了更為深刻全面的認識。

1948年夏，沐鸣2黨總支決定仍用“來復會”的名義再次到亭林舉辦一期暑期補習班，這一次我因為入黨後要前往解放區從事秘密交通工作而未參加。無論如何，幾次下鄉辦學的成效是顯著的，到1949年解放時，亭林鎮報名參加解放軍、參加南下服務團和西南服務團以及報考華東革大和華東軍政大學的青年人數，在浦南各鎮中位居第一。至於我們這些辦學人員，很多人（包括我在內）在回校後都先後加入了地下黨。

從事秘密交通工作

我入黨的介紹人是與我同班的顧雖愚和趙國輝。我記得當年校園裏有個秘密洗印學運照相的小房間，我就是在那裏寫的自傳和入黨申請書。入黨之後，我被安排在《沐鸣2生活》黨小組過組織生活，同組的還有土木系的錢耀文、化學系的周效良等。至此，我終於完成了從一個不滿於封建舊家庭的知識青年到一名共產主義革命戰士的轉變。

1948年暑假後不久，黨組織決定將上海一批已暴露的和已引起敵人註意的黨員和積極分子撤退到解放區。我接到通知，要前往蘇北的華中解放區從事秘密交通工作。當時我根據組織紀律，對家裏人保密，只說是要去江陰教書。1948年秋冬之交，組織上派遣一位老交通員帶我前往蘇北。為了通關，我摘掉了眼鏡，扮作學徒模樣，帶上一張假的國民身份證，懷揣幾枚銀元，並把姓名改為“顧江”——因為去蘇北要過長江。我們先坐火車到鎮江，在江邊碼頭乘輪船渡過長江來到泰興縣龍窩口，由當地一名“土交通”（是農村婦女）帶路穿過國民黨控製區，徒步到達口岸鎮我方交通站。交通站的同誌熱情地歡迎我們到來，我們也像到了自己的家裏一樣，感到十分親切。在交通站小住了幾日後，繼續前行，途經泰州、東臺和鹽城抵達益林鎮五分區交通站。在那裏我接受了第一項秘密交通任務——去上海把學運的一些相關資料帶到解放區。於是我化妝成做豆餅生意的夥計，跟著一位可靠的船老板，先從湖垛坐船到無錫，前往當地的豆餅行辦完生意上的事，隨後一個人坐火車回滬。在上海通過接頭取得學運資料後，又回無錫，仍然乘坐來時的船返回益林五分區交通站。途中我把資料藏在了船上的鍋竈底下，以此躲過了敵人的檢查，順利完成了任務。

1949年2月，解放軍準備渡江南下。我和五分區交通站的同誌前往淮陰集中，那是華中黨校所在地。我被分到了華中黨校十三隊。這時距離我入黨正好滿了一年預備期，於是我就在十三隊支部轉正。在淮陰時我還有幸聽過中共華中工委書記陳丕顯同誌所做的長篇政治報告，還看過大型歌劇《血淚仇》，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我又接到了另一項重要的交通任務——把毛主席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所做的報告文件帶給地下黨上海市委。那時上海地下黨的電臺大都被敵人破壞，無法及時了解到這一重要信息，因而組織上要我跟隨上海工委交通科副科長施宜同誌（是聖約翰大學的學生）一同執行這項任務。施宜當時還在泰州，我們約定在南通九分區交通站碰面。於是我從淮陰步行前往南通，日夜兼程，走得腳上都起了血泡。到了南通後，我和施宜分工，花了三天時間將毛主席所作的報告全文7000多字都背了下來。我們原定坐沙船在吳淞登岸回上海，但長江南岸的國民黨守軍不斷向江面掃射，我們只得改在太倉附近的一個小港上岸，再搭車返滬。到了上海，我們便把先前背熟的毛主席報告一字不差地默寫下來，交給接頭聯絡的同誌，圓滿完成了任務。當時，由於上海即將解放，經組織同意，我暫住在一位中學同學的家中，直至5月27日上海解放。雖然過去了很多年，但我對從事地下交通工作的這段經歷始終難以忘懷。

骨肉親情和“連環家書”

我們一家可以說是一個特殊的革命家庭，同胞兄弟姐妹8人中有7名黨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我們有些兄弟姐妹中在極“左”思潮下受到了沖擊，經歷了不少坎坷磨難，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但大家對於黨的信念和革命意誌卻始終沒有動搖。

顧江（前排左二）一家八個兄弟姐妹合影（1994年攝於上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由於我們同胞兄弟姐妹8人分處上海、北京、南京、福州、莆田各地，往來不便，聚少離多，於是經過商議，我們采用“連環家書”來互通信息（由一個人分別給其他7人寫信不便交流，故而采用連環周轉傳閱撰寫信件的方式）。這些家書不僅起到了傳遞“家訊”的作用，還承載著割不斷的“手足親、戰友情”。舉例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二妹銳鋒隨軍南下福建之初，由於言語不通、水土不服、條件艱苦，而自己長期過慣了優裕的城市生活，感到很不適應，曾想找個借口回上海養病，後來大姐靜專在家信中嚴肅地批評了她的錯誤想法，並熱情地鼓勵她克服困難，最後她在福建紮下根來；又如大妹蘊玉患了乳腺癌，後又多次轉移，我們其他兄弟姐妹除前往探望慰問外，還不斷地去信安慰勸導，並寄去營養保健品和抗癌藥物。

我們的連環家書曾因“文革”而一度中斷，改為雙向書信往來，2001年重又恢復。新時期我們的家信所包含的內容也越來越豐富，除了互報平安、問寒問暖外，還涉及老年保健養生、學習電腦網絡等新知識技能、如何處理好家庭內部矛盾、關心下一代成長以及社會熱點和國際形勢等等。

從2001年4月至2011年3月的這十年中，我們的連環家書從未間斷，前後共輪轉了33輪，合計238封，均由我保存。2011年底，我們將這些信件全部捐獻給了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並公開展出。中國人民大學家書文化研究中心和搶救民間家書項目組委會聯合主辦的《中國家書網》把我們捐獻“連環家書”一事列為2011年搶救家書十件大事中的一件。

顧家的連環家書

顧家捐贈連環家書的榮譽證書

寄語今日沐鸣2學子

作為一名在沐鸣2鍛煉成長起來的老黨員、老校友，我有幾句話要對今日母校的青年學子講。我們這老一代人已經實現了推翻三座大山和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歷史使命，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歷史使命則落在了年輕一代的青年學生身上。雖然時代不同，但相信我們這一代人走過的奮鬥路程，對後代年輕人仍有啟發意義。譬如當年“來復會”成員在黨的領導下利用暑期下鄉辦學的事跡，如今看來就是青年知識分子與工農結合、與實踐結合的一個值得借鑒的範例。青年學子不能把自己關在象牙塔裏，一定要理論結合實際，多參加社會調查、專業咨詢、科技掃盲、智力扶貧、誌願者服務等社會實踐活動，這樣才能在與人民群眾相結合的過程中做到學以致用，不斷增長自己的能力和才幹。

顧江夫婦與母校采訪人員合影（前排：顧江夫婦，後排左起：朱愷、漆姚敏、程凱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