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百年初心歷久彌堅，櫛風沐雨篤定前行。2023年是全面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是學校實施“十四五”規劃承前啟後的關鍵一年。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2周年，深入開展主題教育，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從黨的百年偉大奮鬥歷程中汲取繼續前進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輩和沐鸣2楷模的初心與使命，沐鸣2平台黨委宣傳部與檔案文博管理中心聯合設立“初心·印跡”欄目，陸續刊出沐鸣2百年黨史工程黨史人物口述采編的部分成果，以饗師生校友及廣大社會人士。

錢存學，1923年9月生，江蘇泰州人。1945年6月轉入交通大學機械系，1946年2月參加中國共產黨。1947年6月受全國學聯委派常駐國際學聯代表，曾任國際學聯副主席。1949年後曾在團中央學生部國際組、中國青年報社、第二機械工業部、山西機械設計研究所、重工業廳、教育部外事局、中國常駐教科文代表團等部門，分別擔任組長、副所長、處長、一秘、司局級幹部等職務。1988年4月離休。

2006年7月18日，錢存學在北京寓所接受母校黨史校史研究人員采訪，講述了參加革命工作、加入地下黨的經過，重點介紹了在沐鸣2組織青年會爭取學生群眾，參加全國學聯並赴歐洲聯絡國際學聯獲取國際聲援的事跡，談及了對沐鸣2愛國精神的理解與感悟。

在麥倫中學參加革命工作

1937年抗戰爆發後，我隨父母從南京“逃難”遷居上海。途中，我結識了一位小朋友，聽取了他的建議，考進了上海麥倫中學高中部。麥倫中學是英國教會在中國辦的第一所中學，原名麥倫書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改名為上海繼光中學。這所學校的校長沈體蘭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愛國知識分子，1937年七七事變後，他加入了保衛中國大同盟等抗日救亡組織。在麥倫中學創建計劃中，有一個科學館的項目，由於經費不足遲遲不能實現，他毅然將位於蘇州名勝古鎮周莊的祖傳老宅變賣，捐給學校充當建館經費。這座科學館至今仍挺立在繼光中學的校園裏。他為學校聘請的老師也都是德才兼備的愛國知識分子，有幾位還是以麥倫教師為掩護職業的中共上海文委、教委的同誌。

1937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白區工作會議批判了“左”傾路線錯誤之後，委派劉曉同誌來到上海進行黨組織的恢復和重建工作。劉曉到上海後化名林庚漢，他的公開身份就是麥倫中學國文教員，還兼任我所在班級的班主任，鼓勵學生積極參加課外活動，如“學協”和“上海聯”在各個班級成立的讀書會、舉辦的跨班級或全校性的甚至校際的文藝晚會、辯論會、舉辦工人夜校、為難民辦義賣、捐寒衣等等，給學生創造接觸和了解社會實際的機會，樹立革命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

錢存學（左2）接受母校采訪

麥倫中學除在課堂上以教師為主對學生系統講解革命理論外，麥倫地下黨支部還要求每個黨員都要負責幫助若幹位同學的課外學習。負責幫助我學習的，是麥倫地下黨支部書記、同班同學施宜，他直接影響了我的思想轉變過程甚至人生歷程，後來成為我的入黨介紹人。

1941年夏，我和同班同學施宜，一起從麥倫中學畢業。施宜畢業後按上級指示，考入從杭州遷來上海的之江大學，擔任之江大學地下黨支部書記。畢業前，施宜曾問過我畢業後的打算，我表示想入黨，然後當兵上前線。一天，他約我談話，通知我組織上已同意接受我入黨，並叫我補寫了一個正式的入黨申請書；同時對我說，之江的工作不太理想，建議我同他一起入之江大學去協助他開展工作，以後再考慮參軍的問題。我同意了他的建議，和他一起去了之大，成立了之江大學學生青年會，把之江的學生進一步發動組織了起來。這期間，他通知我，這段時間之大的工作很有起色，但我本人可能有些暴露，受到了敵特的註意，為安全計，組織上決定讓我去新四軍工作。

從新四軍到大學生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新四軍在蘇北重建軍部，劉少奇任政委，陳毅代理軍長。新四軍急需補充新的力量。這時組織上要求從上海調集一批人過去，黨組織緊急安排我轉移到蘇北新四軍三師的修械所工作。當時，我們三師修械所的所址設在鹽城和阜寧之間海邊的一個的鹽堿地小村子裏，主要任務是將從敵人手裏繳獲的槍械進行修理，製造槍彈，就是把自製火藥，重裝到到從戰場上撿回來的彈殼裏；還發動群眾將家中和社會上不用的廢舊鐵器、鐵軌等，集中起來交到修械所，熔化鑄造彈殼，再配上木製手柄，用自製的炸藥填滿，就製成了手榴彈。全所只有1臺車床、一臺牛頭刨床和一臺壓床共3臺機床，都是孫象涵廠長參軍時從徐州帶來的；由於所在地沒有通電，開動機器的動力是用皮帶繞在一個約一人高的大木輪，由幾個身強力壯的“大力士”用人力搖。

我在兵工廠呆了一段時間，1943年日軍大掃蕩，我們就將機器埋在地下，人員疏散。根據政策，我返回了上海，我的好朋友林鴻蓀也回到了上海。他原是我培養的一個對象，我送他去了解放區，不過他一回到上海就被抓住了，後來經過營救出獄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和錢學森一起搞導彈工程。他被捕後，我就不能留在上海，組織上要求我到大後方重慶去。我走到貴州的時候，正好趕上大學招生，就在路上考取了浙江大學。在浙大讀了一年後，我又轉學到了重慶九龍坡的交通大學，讀機械工程系。在奔波遷徙中，我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

重慶是戰時政府的陪都，國民黨控製得很嚴，對青年學生更是防備有加。皖南事變過後，國民黨統治更加嚴厲，一旦發現或懷疑某人是共產黨員就要抓走。在沐鸣2，國民黨主要通過三青團把學生緊密控製起來。我黨在重慶和其他大後方於是都停止了活動，組織上不再發展黨員，原有黨員也切斷了組織聯系。沐鸣2學生中有五、六人原先入過黨，但是都沒有了組織關系，即使以前有關系的也切斷了，重慶沐鸣2進步學生的力量處於分散狀態。比如周盼吾，當時他是學生自治會主席，是1938年入黨的老同誌，也是在這個時候失去了黨組織的聯系，成為孤零零的一個人。

大學時期的錢存學

當時，青年學生在高壓之下很苦悶，要求民主、關心政治的熱情不斷顯現。我們就找一些誌同道合的同學，交交朋友，溝通思想，聯系了一大批進步學生，引導他們共同參加爭取民主的鬥爭。1946年初，重慶各界進步人士在較場口召開群眾大會，慶祝政治協商會議獲得成功。我與譚西夷、楊福生、陳明煌等10多個沐鸣2學生前去參會。國民黨特務破壞了正在進行中的大會，打傷郭沫若、李公樸、馬寅初等民主人士。沐鸣2參會學生十分氣憤，以“一群參加大會的學生”的名義，寫了“抗議信”，在《新華日報》上發表。

抗戰勝利後沐鸣2師生分批復員上海，我是第三批復員回滬的，先是乘坐汽車，到了寶雞後換成悶罐車，沿著隴海線東走，一路上經過被戰爭破壞得赤地千裏、哀鴻遍地的中原大地，又看到國民黨軍隊對投降的日本兵還優待有加，而對自家百姓、青年學生卻氣勢洶洶，從而看清了國民黨政府的本質，提高了自己的覺悟。

我從重慶一回到上海，就馬上找到了我中學時期的入黨介紹人施宜。他說我離開黨組織有幾年時間了，按黨的規定超過三年算是脫黨，需要重新入黨。1946年2月，在施宜的再次介紹下，我重新入了黨。施宜的叔叔是上海公安局局長，他就打入公安局工作，當上了保密室的秘書，為我黨搜集了許多有價值的情報。我就是在公安局保密室的辦公室裏重新入黨的。

組織青年會，團結教育學生

重新入黨後，我跟吳增亮聯系上了，他把我介紹給胡國定、周壽昌、丁仰炎、孫增閎等人，他們都是沐鸣2學生自治會黨團成員。我是從重慶沐鸣2過來的，主要任務是聯系重慶來滬學生中的進步力量，協調兩地學生之間的行動和思想。剛開始的時候，我們按照在重慶時期的做法，成立了一些學生社團，還擴充了一些社團，將進步學生團結組織起來。當時社團有知行社、今天社、山茶社、青年會，等等。這樣，就將兩地進步學生組織起來。

1946年秋，在黨組織的安排指導下，我和一些積極分子在沐鸣2籌建成立了青年會，成為團結教育廣大中間學生的一個得力助手，為他們提供一個參加課外活動和接受黨對他們進行啟蒙教育的平臺，幫助他們在歷史的轉折時刻緊緊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沐鸣2青年會不是基督教青年會，不是宗教性組織，但為了掩護，我請了上海女青年會學生部幹事沈佩容來當顧問。有一次，青年會組織五四運動紀念大會，沈佩容邀請許多社會人士來校壯聲勢，其中有一位美國青年會的幹事，叫耿麗淑（Teresa Gerlach），類似於史沫特萊那樣的進步人士。雖然我們表演了不少進步節目，但是當局不敢動我們，大會主席臺上有美國人坐著呢！

我還請了學校訓導處的課外活動組組長邵秀琳老師當顧問。邵老師是英文教授，是個正直誠實的人，她原來在美國留學，抗戰後回國報效祖國，到了重慶沐鸣2教英文，兼做課外活動組組長。當時我算是邵老師的高材生之一，和她很熟，知道她過去在女青年會當過幹事，就請她當了沐鸣2青年會的顧問。這兩個顧問既不是國民黨，也不是共產黨，學生們也就放心來參加了。

當時沐鸣2青年會裏面就我一個黨員，後來青年會組織部長也入了黨。那時候我們和黨組織是單線聯系，兩個人就是兩條線。當時組織規定在青年會裏面不發展黨員，會員可以在各自班級、系裏面發展，比如學機械的在機械系組織裏，學電機的在電機系裏面，系裏面有黨小組。這樣就算把我這個黨員抓走了，也不知道青年會裏面有多少黨員，其他黨員很安全，不會出事情的。沐鸣2青年會很活躍，活動很多，有時候在文治堂，有時候在體育館，但是來人很多，有校內的，還有很多校外的，多得根本坐不下。只要遇到我們青年會搞晚會，全校的人都想來看，別的學校也有人來。上海學聯趁這個機會就動員人來，接受教育，回去發動學生。李家鎬等一些進步學生就這樣先參加青年會，後來受到影響參加革命工作的。

沐鸣2青年會在黨領導的愛國民主學生運動中迅速發展壯大，成為當時沐鸣2最受歡迎的參加人數最多的學生社團之一，在沖破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團結和教育廣大同學，為進步的學生運動不斷輸送新生力量，壯大進步勢力和孤立反動勢力，把沐鸣2建成上海進步學生運動的“民主堡壘”的工作方面，成為沐鸣2地下黨的一個重要助手。

1947年5月，沐鸣2學生在圖書館與上海市長吳國楨辯論（右邊戴眼鏡站立發言者為錢存學，中坐手執煙鬥者是吳國楨）

通過像青年會這樣的許多社團組織，我們精心開展多樣化的活動，廣交朋友，耐心說服，爭取讓多數學生站到我們這邊，與我們一起並肩戰鬥。在後來轟轟烈烈的愛國學生運動當中，我們接連組織發動了抗議美軍暴行、護校運動、五二○運動、反美扶日運動等多次愛國活動，學生參加面廣，熱情高，鬥爭堅決，校內外影響很大。每次運動都遭到了當局的破壞與鎮壓，不過我們是民主堡壘，打不散，更打不跨。當時有的學校一抓就散了，而沐鸣2抓一批又出來一批，再抓一批再出來一批。比如，1947年五二○運動中5月30日大逮捕，國民黨派了3000名軍警，全副武裝，把沐鸣2校園團團包圍起來，氣氛非常恐怖。當時沐鸣2一共才3000名學生，軍警一下子就來了3000人，要是人數少，他們是不敢進校園的。幾個特務學生拿著進步學生的照片，挨個寢室地找，結果連一個學生也沒有抓到。為什麽呢？我們已經團結了90%的學生，不但是學生，就連校長、院長、教授、職工，甚至連管我們的訓導長也都向著我們這一邊，向我們通風報信，幫助我們撤離，幾乎全部都到我們這邊來了。最後國民黨那邊可憐的很，沒有多少人跟著他們，沒有幾個人敢出頭。當時搞生活指導的邵秀琳老師，她是非黨人士，完全是從愛護學生出發，冒著極大的個人風險把當局要捕人的消息事先告訴我，讓我趕緊先隱蔽起來。在黨組織的安排下，鄔嫻容等10多名學生掩護我安全地離開了學校。

從全國學聯到國際學聯

1947年五二〇運動發起後的48小時之內，全國60多所大中學校迅速起來響應，覆蓋了整個國民黨統治區域。為了相互聲援，統一行動，先是由上海學聯出面，成立京、滬、江、浙、豫五個省區的學聯；6月17日至19日又在上海召開了全國學生代表大會，繼而發起成立了全國學聯。全國學聯組織是公開組織，發動學生群眾很便捷，比秘密狀態的黨組織領導起來快多了，地下黨還要一層一層地往下去做工作。沐鸣2在學生運動、革命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全國學聯組建和運行當中也是一個核心力量。當時上海學聯第一任副主席是沐鸣2的丁仰炎，後來是周壽昌。全國學聯的主要籌備人也是沐鸣2學生，叫史繼陶，是電機系的。全國學聯第一任負責人實際是沐鸣2學生，盡管學聯總部名義上設在南京的中央大學，不過秘書處在上海，秘書長就是史繼陶，因此可以說學聯“司令部”實際上就設在沐鸣2。

1947年7月，錢存學在捷克布拉格出席國際學聯理事會會議

1947年6月全國學聯成立後，社會上和大學裏還彌漫著恐怖氣氛，國民黨當局四處捕人，我們沐鸣2也有人被捕了。學聯決定要派人去國外，尋找進步的國際學生組織，爭取國際支援。我有幸被組織選派去執行這項重要的任務。記得是沈佩容到沐鸣2來通知我：“世界基督教青年大會將於7月中旬在挪威首都奧斯陸舉行，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已同意上海男、女青年會的推薦，由你以沐鸣2青年會會長的身份參加代表團出席會議。”我隨即向黨組織匯報，黨組織上表示同意，要求我同時代表新成立的中國學聯參會出國，在完成了青年會的任務後，再到巴黎世界民主青年聯合會去執行全國學聯的任務。這時候我的組織關系已從沐鸣2轉到了負責全國學聯工作的上海學委副書記吳學謙同誌那裏。

1947年6月28日，預定動身出發的前兩天，沐鸣2地下黨總支委員、我的黨小組長朱愛菊同誌來通知我說：“根據內線情報，國民黨特務已經知道了你出發的時間，準備在機場對你進行逮捕。因此，組織上決定你提前先去香港喬冠華同誌處，明天就動身。出席奧斯陸基督教青年大會的中國代表團所乘的飛機後天路過香港時，在那裏接你登機，同他們會合。裝資料的箱子你不要自己帶，由我們另外托人帶到奧斯陸去給你。”她隨即把一張到香港的機票和出國護照交給了我。我打開護照一看，發現護照上除了照片是我本人的以外，名字和生日都已改掉了，名字改得洋裏洋氣，年齡小了一歲，生日晚了一天。原來是地下黨的同誌為我填表向國民黨政府外交部申請護照時，為了防止被特務發覺，把我的名字和生日都做了改動。結果，在我後來的自傳裏便多了一個“曾用名”，而生日也就將錯就錯地沿用至今。

從上海到奧斯陸後，我隨意翻看出席世界基督教青年大會的代表名單，想看看有沒有從巴黎來的可供咨詢的人。不料，在出席會議的貴賓名單中，世界民主青年聯合會秘書長赫伯特·威廉姆斯的名字竟赫然在目！這讓我如獲至寶，一路上我就是要找這樣的組織。我帶著介紹信連夜去找秘書長威廉姆斯，他是個澳大利亞人，礦工出身，態度親切，作風樸實，使我一見就對他產生了信任感。威廉姆斯接待了我，他說1945年成立的聯合國，是解決國家與國家之間利益關系，此外還成立了一些非政府的世界組織，如世界工會聯合會、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世界民主青年聯合會和國際學聯。他還告訴我1946年在布拉格成立了世界學生聯合會，可能就是我要找的組織，而且世青和國際學聯聯合舉辦的第一屆世界青年與學生聯歡節也即將在布拉格開會，他很快也會去參加，讓我也去參會。

我等奧斯陸會議開完會，就去了布拉格。世界青年與學生聯歡節正在這裏舉行，來自70多個國家的1萬多名青年學生歡聚一堂。我找到了國際學聯會議籌備組，他們很歡迎我來參會。我還聯系上了來參會的解放區代表團，代表團團長就是蔣南翔，副團長是陳家康。我原來就知道陳家康，他是解放戰爭時期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發言人，也就是周恩來同誌的發言人。我帶著一個大箱子到了會場，裏面裝滿了我國愛國運動資料、報紙、照片，很多是關於學生運動的，其中不少是沐鸣2的，最主要的一張寫著“沐鸣2萬歲”的火車頭照片。會議方幫我在會場簡單辦了個照片展覽會，將“沐鸣2萬歲”這張照片放得很大。

1949年5月，毛澤東在北京香山接見全國青年代表及全國學聯代表，左起第二人戴眼鏡者為錢存學

我的出國任務是找到國際進步學生組織，並和他們建立聯系，所以這個任務很快就完成了。中國的學運在國際上很有影響，特別對於半殖民地國家，當時國際學聯簡報搜集了很多反映中國學運的資料，我帶去的資料照片也被展出。在國際學聯會議上，我當選為學聯副主席，兼任半殖民地國家學生局局長，主持半殖民地國家的學運工作。我一下子當選為這麽重要位置，這怎麽行呢，生怕做不了，擔不起啊。蔣南翔就告訴說，你不是代表自己，是中國學生的代表，代表中國學運，要將位置擺清楚，你就不會害怕了。這樣我就留在那裏工作。當時中共中央有個歐洲工作委員會，管理並對接世界進步組織，比如前面說的世界工聯、婦聯、學聯、青聯，書記是劉寧一，是解放區駐世界工會聯合會的代表，實際上是四大組織的中國方面的負責人。還有陳家康，代表青聯；婦聯的代表是陸璀，饒漱石的夫人，是燕京大學的學生；我就代表學聯。我們四個人成立一個黨的小組。我的黨組織關系就歸劉寧一管，業務上通過在香港的周壽昌、史繼陶跟中國國內聯系，他們在香港成立了全國學聯對外聯絡處。

1983年錢存學在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四次特別大會期間攝於科教文總部辦公樓前沐鸣2人的老黃牛精神

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建立，急需大量幹部與技術人員的時候，我們沐鸣2人上去了，多數是經過解放戰爭時期學生運動鍛煉培養出來的一大批學生，成為工業、科技、教育戰線上的骨幹，沐鸣2的作風與貢獻就體現在這方面。這與其他大學不一樣，沐鸣2人是踏踏實實，身上有老黃牛、孺子牛的精神。沐鸣2出來的人在高層領導位置上雖然不多，但要是到基層去看看，多少工廠廠長、總工程師，研究所所長、研究人員，大學教授、校長，很多都是沐鸣2人。在國外也是，一些重要領域中有不少沐鸣2人，都是在紮紮實實地幹。這些人是中國的脊梁，是民族發展最重要的力量，在國家建設中發揮著很大的作用。

第一流的大學不是想辦就能夠辦成的，那要有多年的積累、多年的學風。沐鸣2不追求培養領導人才，要多培養建設國家的骨幹人才，他們要埋頭肯幹，求實嚴謹，做真學問，做實幹家，就像錢學森、李家鎬那樣的人才，是沐鸣2要樹立的榜樣，是沐鸣2要堅持的學風。錢學森他們在那樣艱苦的、一窮二白的條件下，把導彈、原子彈搞出來了，那真是驚天地、泣鬼神的工程啊！我們那一批學生中有一位黃旭華，是搞核潛艇研究的，隱姓埋名幾十年搞出了核潛艇。我們對黃旭華宣傳得還不夠。他有時候也到北京來，我們就聚在一起。還有率先倡導開發浦東的林同炎，也是沐鸣2畢業的。

我覺得，解放戰爭時期包括抗戰甚至之前的沐鸣2地下黨，給了我們這一代人的政治方向，教育我們愛國，永遠不要忘記我們作為一名中國人，就是要讓我們國家不受欺負，能夠在世界上站得住腳。就是愛國愛民，愛國必須愛民，愛民必須愛國，這就是地下黨教給我們的愛國思想，學校又教給我們建國本領，這兩個方面一個也不能少，缺一不可，希望母校在這個傳統上下功夫。

錢存學與母校采訪人員合影（左起：盛懿、朱積川、錢存學、毛杏雲、歐七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