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百年初心歷久彌堅，櫛風沐雨篤定前行。2023年是全面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是學校實施“十四五”規劃承前啟後的關鍵一年。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2周年，深入開展主題教育，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從黨的百年偉大奮鬥歷程中汲取繼續前進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輩和沐鸣2楷模的初心與使命，沐鸣2平台黨委宣傳部與檔案文博管理中心聯合設立“初心·印跡”欄目，陸續刊出沐鸣2百年黨史工程黨史人物口述采編的部分成果，以饗師生校友及廣大社會人士。

邢幼青，1926年生，浙江嵊縣人。1946年考入交通大學航空工程系，後轉入運輸管理系。1945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沐鸣2新民主主義青年聯合會核心領導成員。1948年撤退至華中解放區，入華中黨校學習，後赴江淮地區參與組建華東大學皖北分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國家體改委工業局局長，研究員。2011年7月13日，邢幼青在北京接受沐鸣2娱乐黨史工作人員采訪時，講述了自己在接受學校和家庭教育、閱讀進步書籍以及在先進共產黨人的感召下成長為一名共產黨員的歷程。他三次被捕二次入獄，在獄中堅持鬥爭，用行動實踐了他所創作歌曲《坐牢算什麽》中的豪邁誓言。

教育與成長

我很早就參加了革命工作，回顧我的成長，第一是受社會、學校和家庭教育的影響，第二是受進步書籍的影響，第三是受到黨的形象和無數黨員，特別是先烈們和黨的領袖人物的人格魅力的感染和吸引。

我小的時候，正是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我表弟被日本兵踢死，我外祖父家被日軍飛機炸毀，我從小經歷逃難，和家人從沈陽逃到青島再到浙江，這些苦難在我心裏刻下了深刻的印象，體驗到國家弱小人民沒有安全可言。所以，我自然而然憎恨日本帝國主義。

當時的小學裏都有愛國主義教育，體操課學習砍大刀，砍到鬼子頭上。老師們給我們訂畫報，上面講日本人是怎麽侵略中國的。我1945年1月份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是在進沐鸣2之前。那時候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老百姓對國民黨沒了信心。而在浙江，新四軍跟老百姓關系很好，我身邊很多人參加新四軍。我那時候年紀雖小，受到的影響卻不小，所以在高中就入了黨。

邢幼青的父親邢傳新

再說家庭教育對我的影響。我父親邢傳新是很正直、很愛國、也特別樂於助人的一個人。青島撤退之前，市政府提出炸毀自來水廠以抗戰。我父親是自來水廠工程師，他自告奮勇請求參與破壞日本人在青島的資產並最終成功。回到老家，父親拿出積蓄辦學，幫助失學的孩子。貧困學生很多，他就免學費，還管吃飯。由於規模、建築等達不到正規學校要求，學校還只是補習學校，學生需要到嵊縣中學參加期考，才能被正式認可學歷，就這樣辦了兩年。有一年發大水，父親帶著學生乘著竹筏去趕考，路上水很急，竹筏觸礁，師生落水，父親救起幾個學生後溺水而亡。他本身水性很好的，遊松花江都沒問題。後來，嵊縣政府為他開了很隆重的追悼會。我在這樣的家庭中長大，自然地接續了父親愛國、正義的品質。

第二個呢，就是進步書籍對我的影響。我父親給我買了好多進步書籍，魯迅、郭沫若、巴金，還有蘇聯高爾基、奧斯特洛夫斯基，他們的書我都看過。

第三個是受到黨的形象和無數黨員，特別是先烈們和黨的領袖人物的人格魅力的感染和吸引。那個時候我們浙東有個“浙東縱隊”，是共產黨新四軍，很多人投奔到這裏來。誰會為了追逐名利去參加新四軍呢？誰會為了做官去那裏呢？沒有！是因為看到這個軍隊品質高尚才加入進去的。另外，葉挺“皖南事變”被抓住後寫了一首詩《從狗洞裏爬出》，你看這個氣節，不屈不撓，寧死不屈；還有很多軍愛民、民愛軍的事跡。我被這些人和故事強烈地感染了，被吸引著跟著黨走。

所以說，社會、學校和家庭的教育，進步書籍的影響，黨的形象和黨員的人格魅力，引導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義無反顧幹革命

大學時代的邢幼青

我高中的時候成績非常好，在學校常常名列前茅。考大學時，交通大學的航空、電機牌子很響，算是最好的專業，我就考進沐鸣2航空系了。但是，當時政治鬥爭很激烈，我是黨員，熱心國家大事，積極參加學生運動，極大地影響了功課。國民黨把一批學生叫做“職業學生”，說他們打著學生名義搞運動，實際不學習。我當時算得上是一個真正的“職業學生”，主要精力就是組織學生運動。一年級還可以，還上點課，還勉勉強強及格，再往下走就不及格了，後來我就轉了運輸系，因為運輸管理比較好學。

曾經有種提法叫“學習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學習”，希望救國不會影響到學習。但是救國怎麽可能不影響學習？沐鸣2的考試要求那麽高，你要是有一半的時間不上課，考試不可能考得好的。革命確實影響到學習。我就說一個金鳳，就是《人民日報》一個很有名的記者，她跟我一起考入沐鸣2的。她學的是工業管理，她一年級就不行了，不及格。沒辦法，只好轉學去了清華。我轉到運輸系，大概也只是上了一些課，完完全全靠吃老本，勉勉強強及格。當然，參加學生運動的也有成績拔尖的同學，我們很佩服一個叫周壽昌的同學，他真了不得，他學的是化學系，但他考試的物理成績比學物理的還高。學生自治會的一些黨員成績也非常好，在那裏做學生工作需要群眾基礎，成績好才有號召力。

為幹革命而學習受到影響，我是義無反顧的，心裏沒有矛盾。因為不把這個腐朽政權推翻，在當時根本是不可能好好學習的。為什麽呢？就比如我們沐鸣2有一個“護校運動”，那是1947年5月初，國民黨不給我們學校辦學經費，而且要把輪機系、航海系砍掉。我們不起來抗爭，哪裏還有書讀！國內也沒有安寧的讀書環境，到處都在打仗，還怎麽讀書！所以說，我是義無反顧、全心全意地要幹革命。

三次被捕兩次坐牢

解放戰爭期間，我作為交通大學的學生，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積極投身進步學生運動。1947—1948年，我曾先後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過3次，其中兩次坐牢。我用自己的行動實踐了曾在牢中高歌的“坐牢算什麽，我們不害怕，放出來，還要幹！”的莊嚴誓言。

我第一次被捕是在1947年南京“五二〇”慘案前夕。那時，在沐鸣2學生自治會的號召下，進歩學生紛紛組織宣傳小隊奔赴街頭或其他學校宣傳“反饑餓、反內戰”，我也是參加、組織宣傳小隊的積極分子。一天，我同幾位同學外出由近及遠到各個學校進行宣傳，一開始比較順利，到普陀區的一所中學時，異常情況出現了，我們一進這所中學的校門，校門就關上了，我們預感到事情不妙，還是沒有退縮。我們走進一間教室，老師正在上課，我們向他說明身份和來意，並請他給我們一點時間宣傳。老師予以首肯，同學也都聚精會神地註視著我們。我像在其他學校裏一樣，亮開嗓子進行宣傳。宣傳小隊成員也都站在我的身旁為我助陣。不多時，那個跑去傳達室打電話的人帶著一群警察沖進教室。警察們把我們帶出校門，押進警車，開到普陀警察分局。警官逐個盤問並登記我們的姓名、年齡以及所在學校，責問我們為什麽要跑到別人學校來宣傳，破壞學校的教學。最後把我們訓斥了一頓，說什麽今後不要再受共產黨的欺騙利用，不要再外出鬧事，學生就要埋頭讀書。然後，一揮手說“走吧”，把我們放了。

我第二次被捕，是在第一次被捕後不幾天的5月25日。這時，南京剛發生過“五二〇”慘案，國民政府血腥鎮壓遊行請願學生，上海也被濃重的白色恐怖氣氛籠罩，“反饑餓、反內戰”宣傳明顯減少。5月25日上午，我們20多位同學（其中絕大多數是“知行社”社員）不約而同地在學校上院門前聚合，大家決心去外灘宣傳，隨即組織了後來被同學們所稱的第一宣傳小隊。在外灘和平女神像下，宣傳小隊高唱“反內戰”歌曲，吸引了不少群眾，接著同學用洪亮的聲音作“反饑餓、反內戰”的宣傳。正當宣傳工作進入高潮時，警車飛馳而來，一隊警察沖進人群，把宣傳小隊全部押上警車，送進黃浦警察分局，很快又解送到四川北路警備司令部拘留所。

1947年反內戰被捕同學留影（後排右一為邢幼青）

進到牢房，我們看到了同濟、復旦、新建等大中學的同學，頓時，一股誌同道合、命運與共所激起的熱血湧向心頭，大家互報校名，熱情致意。隨後，沐鸣2第二宣傳小隊的同學也被關了進來。入夜後，各牢房的同學們依然精神振奮，大家一遍又一遍地高唱《反對內戰》《團結就是力量》《五月的鮮花》《同誌們向太陽，向自由》《跌倒算什麽》等歌曲。革命的歌聲在牢房裏回蕩，革命的烈火在胸膛中燃燒，革命的意誌被錘煉得更加堅強。在這種氣氛感染下，我和其他同學一起把大家熟悉的舒模所寫詞譜曲的《跌倒算什麽》重新填詞改為《坐牢算什麽》。大家唱道“坐牢算什麽，我們不害怕，放出來，還要幹！生，要站著生、站著生；死，要站著死、站著死。反內戰，要和平，為民主，坐牢是常事情、常事情。坐牢算什麽，我們不害怕，放出來，還要幹！”由於大家對原曲非常熟悉，新歌詞又符合當時的心境，大家一哼就會了，《坐牢算什麽》的歌聲很快就在各牢房中傳唱開來。

深夜，國民黨管轄下的上海市黨部書記長方治親臨拘留所，隔著牢房的欄柵門對我們說：“你們年紀輕輕，要安心讀書，不要外出鬧事，內戰是共產黨挑起來的，你們不要受共產黨蒙蔽利用。”我們針鋒相對地反駁說：“國民黨打內戰，大量削減教育經費，學生吃不飽飯，怎能安心讀書？”“抗戰剛剛勝利不久，人民好不容易盼來了和平，國民黨政府為什麽要遣兵調將發動內戰，使人民重新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我們宣傳‘反饑餓、反內戰’有什麽罪，為什麽要抓我們坐牢？”對方只好悻悻離去。

迫於社會輿論的壓力，加上翌日沐鸣2全校同學在校園內與上海市市長吳國楨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吳國楨被迫下令釋放我們。下午3時許，吳保豐校長來到拘留所接被捕學生，警備司令部把沐鸣2兩個宣傳小隊的成員從牢房裏放出來。我們在拘留所的一塊空場地集中時，發現同濟、復旦等校難友還被押在牢房裏未被釋放。我們心頭馬上沉重起來，一致認為“反饑餓、反內戰”無罪，在押的學生都應釋放。我們堅決表明其他學校同學如不出獄，我們也絕不出獄的立場，並把《坐牢算什麽》改唱為“生，要一起生、一起生；死，要一起死、一起死”，顯示了全體難友生死與共的決心。經此鬥爭，在押同學終得釋放，這是一次向惡勢力團結鬥爭的勝利！

我們乘著學校派來的車返回學校，沿途邊放鞭炮邊高唱著“反對內戰，反對內戰，要和平，要和平”的反內戰歌，吸引並感染了許多沿途的群眾。我們乘坐的車子駛入校園，雲集在校園廣場上的在校同學們立刻沸騰起來，鳴放鞭炮，熱烈鼓掌，慶祝我們安全歸來。被捕的同學被在校的同學們抬著在廣場上走了一圈，大家縱情歡呼，同學們的心貼得更緊密了。歡迎被捕同學歸來的大會上，被捕同學高唱《坐牢算什麽》，學生自治會代表全體同學將一面“爬起來，再前進”的錦旗獻給了被捕的同學們。

《坐牢算什麽》這首歌，自從它在牢房裏誕生後，很快就在國民黨統治區流傳開來。當時在香港出版的進步歌曲集中也曾轉載過。這首歌激起許多革命誌士強烈的共鳴，激勵他們為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而百折不撓地奮鬥。20世紀80年代，我在重慶紅巖烈士陳列館進門處的最醒目地段，就曾看到懸掛著《坐牢算什麽》這首歌曲的巨大匾幅。在重慶解放前夜，被國民黨反動派殘害的紅巖烈士們，也曾在獄中高歌《坐牢算什麽》。《坐牢算什麽》，像是刺向國民黨反動派的一把犀利匕首，使他們膽戰心驚、惶恐不安。不久，國民黨反動派就嚴禁傳唱這首歌。但是一紙禁令，怎能禁止得住正義歌聲的傳播！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這歌聲伴隨著革命火種的傳播，在國民黨統治區內不斷傳唱，直至反動統治在大陸徹底覆滅。

我第三次被捕是在1948年1月29日“同濟事件”中。我作為沐鸣2學生代表，在參與同上海市市長吳國楨談判時被捕的。

1月29日中午，地下黨組織通知我，同濟大學為“反迫害、爭自由”而擬晉京請願的學生隊伍與前去聲援的其他學校的學生隊伍，在同濟工學院旁的其美路（現四平路）上被反動軍警攔阻，形勢危急，亟須增援力量。我立即聯合一批進步同學趕往同濟。一到現場，就見馬路上聚集著大批軍警、馬隊、警車、飛行堡壘、裝甲車，全副武裝的軍警戒備森嚴，殺氣騰騰地把列隊的學生隊伍迎頭攔住，雙方對峙著。我們很快地找到了先到的沐鸣2學生隊伍，並與之會合。

1948年1月29日，同濟大學學生在其美路（今四平路）上同國民黨軍警展開對峙

下午3時許，忽然前面的隊伍亂了，馬隊、軍警沖了過來，瘋狂地用馬刀、皮鞭等毒打學生，不少同學被打傷，沐鸣2同學穆漢祥被軍警馬刀砍傷，嘴唇被砍破，門牙被砍落。學生隊伍撤入校內，同濟隨即被軍警團團圍住。學聯會議決定，由同濟、沐鸣2、復旦、聖約翰等6所學校派代表與吳國楨交涉。我被推為沐鸣2代表與同濟黃仁端等6個人出去談判。我們見到吳國楨不久即被押進停在馬路旁的飛行堡壘中，之後與幾十名被捕同學在深夜裏被尖叫的飛行堡壘押解到盧家灣警察分局監獄。

盧家灣警察分局監獄設在警局大樓的半地下層，監獄出口處用兩重鐵門緊緊地鎖住，外界就被隔絕開來。監獄中有好幾排牢房，每排約有牢房10間，每間牢房的面積不足10平方米，狹小得像鳥籠一樣。三面都是厚厚的墻壁，前面有一扇鐵柵門，一片黯淡的燈光從鐵柵門的間隙處投射進來，這就是我們所能見到的僅有的光明。在監獄裏，我們遭受了非人的待遇。頭幾天，連條破薄毯子也沒有，我們只好互相以體溫取暖以度過嚴寒的黑夜。之後，每間牢房發給一二條破薄毯子，也不足以禦寒。吃的是介於稀飯與幹飯之間，摻雜著沙子、炭粒、谷殼等的“八寶飯”，菜是既酸又臭的鹹菜。飲水頭幾天幹脆是沒有，以後供給量也很少。再就是大便不自由。牢房裏雖有尿桶，但大便在尿桶裏使牢房裏臭氣熏天，所以我們都爭取在放風時去廁所解大便。可是放風時間只有十幾分鐘，需要洗臉、漱口，在監獄走廊裏跑跑步、做做操。因每間牢房放風時間不一，還要利用放風時探望一下其他難友。時間太局促了，有時大便來不及解凈，或排在前面的難友未能及時讓出位子，未及出恭又被關回牢房，此時往往就得自覺地將其盡量憋住，十分痛苦。我們同牢房裏的同德瞿宇平、同濟孫克孖兩位同學，經不住摧殘一度病倒。

為了改善待遇，我們多次開展抗議、鬥爭。我們的鬥爭是有理、有利、有節的。采取的步驟一般是：先通過看守或值班警官，轉達我們合理的起碼要求；如警方當局不予理睬，各牢房就串聯在一起“跳板遊行”，高呼口號或唱歌抗議；如再置之不理，各牢房就聯合起來，大家拆下鋪板，在統一號令下，整齊動作，大撞鐵柵門。抗議的口號聲、歌聲，伴隨著大撞鐵柵門發出的巨大響聲，幾乎把整個監獄鬧了個天翻地覆。這時就震驚了警方當局，使他們坐臥不安，因而不得不應允或部分應允我們的要求，使我們的生活待遇得到些許改善。事實證明，我們獄中點滴改善，只有通過團結鬥爭才能取得，反動派是不會發善心的。

雖然境遇惡劣，但是我們始終意誌堅定，樂觀、開朗。除了多次組織進行爭取改善待遇的鬥爭外，我們在獄中的日常生活是充實而豐富多彩的。主要內容有：學習交流，做體操，唱歌，詩創作與詩朗誦，講故事，集體遊戲，牢房之間開聯歡會等等。唱歌是獄中生活的主要內容。除唱一些流行的進步歌曲外，大家還互教互學，學會了不少新歌。如《你是燈塔》《別讓它遭災害》《民主是那樣》《農村對唱》《活不起》《牛頭對馬嘴》《光明的世界就在前頭》《牧馬歌》等。我們還進行詩創作與詩朗誦，我曾創作了一首《獄中致友人》。這些詩表達了我們對真理的不懈追求，對戰友的關懷、祝福與相互激勵。詩朗誦則是大家選自己背得出的詩或自己創作的詩朗誦，也教大家—起朗誦一些詩。這些活動，大都是每間牢房單獨組織的。牢房間的春節聯歡會則是難友們的大聯歡，各牢房輪流出節目，唱歌、唱地方戲、朗誦詩或相互猜謎語等等。這樣，各牢房間的嘹亮歌聲、爽朗笑聲，使大家親密無間地融合在一起。

邢幼青詩集

關押期間，楊東海、瞿宇平、黃壽齡、張彩珍和我等幾位同學，曾被解往警備司令部，我們在凜冽刺骨的寒風中，長時間站在警備司令部的廣場上候訊。這時，我們意識到可能要遭遇更嚴酷、更復雜的情況，但大家神情自若、毫無懼色。後來楊東海被扣留下來，備受酷刑，但忠貞不屈，表現了一名共產黨員無私無畏的英雄本色。

在地下黨組織的多方營救與社會輿論的壓力下，並經過獄中同學們的抗爭，國民黨反動派將關押的學生移交給地方法院檢察處審理。最後，除繼續扣留瞿宇平一人外，地方法院宣判學生們犯有“妨礙交通”罪，取保釋放。這樣，我在盧灣警察分局監獄裏被關押了26天，終於重見了天日。

邢幼青、周熒夫婦在訪談中

一生獻給黨

1948年8月26日深夜，國民黨反動派在上海對進步學生又實行一次大逮捕，我又被加以“危害國家”之名，列入被通緝的黑名單。奉地下黨組織之命，我告別了上海，告別了沐鸣2這個“民主堡壘”。此後，我撤退至華中解放區，進入華中黨校學習，隨後被派赴江淮地區參與組建華東大學皖北分校和進行反匪反霸鬥爭。從此，我進入了一個新天地，在黨的領導下，踏上了革命的新征程。新中國成立後，我既在地方行署從事過秘書工作，又在中央航天航空部門從事過生產技術管理工作，我既在中央部門當過司局長，又曾在“文革”期間被下放到地方工廠，無論在什麽工作崗位上，我始終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在離休前的十多年，我聽從組織安排，從事生產企業的體製改革工作，一直到1990年離休。回顧一生，《坐牢算什麽》這首歌的革命精神，始終激勵著我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光輝事業而努力奮鬥。

邢幼青、周熒夫婦（前排）與母校采訪人員合影（後排左起：漆姚敏、朱愷、程凱莉）

本文原載姜斯憲主編：《思源·激流》，沐鸣2平台出版社2019年版，第197-210頁。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