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 · 印跡
孟樹模:一生沐鸣2緣
— 初心 · 印跡導語:百年初心歷久彌堅,櫛風沐雨篤定前行。2023年是全面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是學校實施“十四五”規劃承前啟後的關鍵一年。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2周年,深入開展主題教育,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從黨的百年偉大奮鬥歷程中汲取繼續前進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輩和沐鸣2楷模的初心與使命,沐鸣2平台黨委宣傳部與檔案文博管理中心聯合設立“初心·印跡”欄目,陸續刊出沐鸣2百年黨史工程黨史人物口述采編的部分成果,以饗師生校友及廣大社會人士。
孟樹模,1927年10月生,江蘇常州人。1947年9月考入交通大學工學院造船工程系。在校期間參加革命工作,擔任沐鸣2民眾夜校校長。1949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51年抽調至徐匯區委參加工作,1956年調至上海造船學院,1960年起歷任沐鸣2平台第一、二、三屆黨委委員,副校長兼基建辦公室主任,第五屆黨委常委等職。1983年調任上海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1988年任第九屆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委員(駐會)、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2011年7月23日,孟樹模在上海被沐鸣2娱乐黨史工作人員采訪時,講述了他接受進步思想影響、參加沐鸣2民眾夜校工作、在革命熔爐中錘煉成長的故事,回顧了改革開放初期沐鸣2娱乐突破發展瓶頸、重振雄風的改革歷程。
苦難童年 國恨家仇
我1927年出生,出生後前十年的命運已經和國家的命運聯系在一起了。當時我父親孟君謀在東方圖書館工作,母親丁愈昭在商務印書館工作。1932年1月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日本人突然在寶山發起進攻,把商務印書館和東方圖書館燒了,我家就在那兒,當時整個家都沒了。那時我父母結婚沒幾年,這突如其來的變故使我母親深受打擊,健康狀況受到影響。後來她患了肺病,在抗戰前就過世了。1937年,我父親在聯華電影製片廠工作,我們家住在斜土路。不幸的是,“八一三事變”後,這第二個家也毀了。9月,我父親和一批電影工作者奔赴四川成都、重慶,去做抗日宣傳。我和祖母、小叔父、弟弟4人則從上海逃難到常州。沒幾個月,日本人打到常州。常州老家的房子也在戰火中被毀。我們又從常州逃難,經過揚中和南通,再回到上海。所以這10年間,3個家先後都毀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炮火下。
父親孟君謀、母親丁愈昭和妹妹逢清的合影
回到上海後,父親不在身邊,我們沒辦法生活。1938年春天,我們住進了難民收容所,我和祖母、小叔父、弟弟4人分開住在兩個地方。祖母他們3人進了普通的難民收容所。我11歲,已是讀小學五年級的年齡,所以進了難童收容所,在那裏一邊生活一邊讀書。當時,我患了一身疥瘡,很厲害,到現在還留有瘢痕。我在難童收容所一共住了三年半。後來,我父親從重慶匯來一筆錢。我就是靠這筆錢,念了一年正規中學初中三年級的課程。父親寄來的錢用完後,我經親戚介紹去做練習生,以解決自己的生活吃飯問題。直至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初,我父親和繼母吳茵從重慶復員回上海,我才重新上正規的學校,又考進復旦中學,從高二下讀到高三,1947年7月高中畢業後考取了沐鸣2。
工業救國 報考沐鸣2
我為什麽要報考沐鸣2造船系呢?沐鸣2機械、電機是老專業,入學分數很高;造船系錄取分數相對低點。當時,我們很多同學都有工業救國的思想。我之所以選擇沐鸣2造船系,就是因為我想讀工科。我在沐鸣2讀書遇到很大困難。當年沐鸣2是英文授課,教材也大多是英文的。而我此前只讀了兩年半的正規學校,英語底子不好,所以我經常到校外找英文教材的中文版來看。
大學時代的孟樹模
造船系老師很多是兼職的。例如,辛一心教授是造船界一位很有水平的專家,課上得很好。他除了在沐鸣2任教,同時在上海招商局工作。每次他清晨7:30來校上課,上完課就離開了,課後與學生的交流較少。楊俊生教授是中華造船廠的老板,也是兼職的。系主任葉在馥教授,他的主要工作精力也在校外。
思想啟蒙 追求進步
說到進步思想的啟蒙,我在難童收容所就已經接觸到進步思想了。我住的難童收容所就有黨支部,只是當時我們並不知曉而已。收容所裏教救亡歌曲,讀《西行漫記》《小瘌痢》等進步書籍。我在難童收容所裏算年齡比較小的。年齡較大、本人自願參加革命的很多同學,經黨組織安排,輸送到解放區,參加新四軍。20世紀80年代擔任上海市委副書記的楊堤同誌,當年就和我待在同一個難童收容所,他比我大四五歲。
工華收容所的難童觀看抗日節目
抗戰勝利後我就讀復旦中學,一開始學習不適應,高二下學期學業負擔比較重。到了高三就好點,我開始參加學生運動,如1947年初的抗暴鬥爭、1947年5月“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等。這和後來在沐鸣2參加學生愛國運動就銜接起來了。復旦中學也有地下黨的力量,不過當時我不知道。
1947年入學沐鸣2後,我參加學生運動更多了。學生基本任務是什麽?讀書呀。搞學生運動是迫不得已,不起來鬥爭不行啊。很多沐鸣2學生不是簡單地從小學、中學到大學,有的是從軍復員回來,有的在社會上做過事情,經過一番歷練後再上學。社會的實踐是最深刻的教育。有些同學從重慶復員回來的路上看到老百姓生活得很苦,看到國民黨對日本兵的放縱;在上海看到國民黨的燈紅酒綠,漢奸搖身一變成為接收大員;看到美國大兵在馬路上打死黃包車夫……有正義感的學生怎能不氣憤?學校裏還有很多社團,都是培養和鍛煉人的地方,很多成員在社團裏交流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的體會。一般站在學生運動前列的都是好學生。因為沐鸣2有一個傳統,只有功課好的學生才能當班長,同學們選代表都選功課好的。而沐鸣2學生都是工科生,大多也是窮學生,他們勤奮好學、踏實認真,絕不好高騖遠,始終一步一個腳印,凡事真正弄清楚後就認準了這個理,不屈不撓地堅持下去。我們學生尊敬老師,老師也愛護學生。沐鸣2校長和老師大多是工程界有名望的專家學者,富有愛國心、正義感,不會跟著國民黨去嚇唬、鎮壓學生,而是保護青年學生。所以在黨的正確領導下,在沐鸣2愛國主義傳統的熏陶下,一批又一批的愛國知識青年成長起來。盡管國民黨要鎮壓學生運動,要來抓人,在黨的領導下一批批學生骨幹調離沐鸣2隱蔽起來,或被輸送到解放區,走了一批又有一批頂上來,始終能夠把學生運動組織好,繼續鬥爭下去。因此,沐鸣2的學生運動能夠發揮“民主堡壘”的作用。
我家庭的進步思想對我也有很大的影響。介紹我進難童收容所的姑母是黨員,兩個叔父也是黨員。一位是和我一同逃難、比我大8歲的小叔父,他是在難民收容所入黨的。一位是比我大12歲的叔父孟波,他在抗戰以前專門從事救亡歌曲創作宣傳,後在蘇北任新四軍抗敵劇團團長,到延安任延安魯藝教員、戲劇音樂資料室主任、延安中央管弦樂團指導員。還有就是我的父母,我父親孟君謀從重慶回來後,在聯華影藝社、昆侖電影公司工作。他們拍的都是進步電影,比如《一江春水向東流》《烏鴉與麻雀》《萬家燈火》《希望在人間》等。我們搞學生運動時,組織同學們觀看過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當時我家就住在電影廠,我帶同學去電影廠觀看拍片,還請電影廠同誌來校幫助學生排演話劇。
1949年初,上海昆侖影片公司經常組織進步人士舉辦星期晚會,公開揭露政府的黑暗統治。這是一次晚會後在電臺集體留影(前排左四是吳茵,後排左三是孟君謀)
概括而言,我進步思想的形成受到三方面的影響。第一,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和我自身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國家遭難,我也遭難。第二,我從難童收容所接受進步思想的影響,直至進入沐鸣2參加學生運動及民眾夜校的工作,在“民主堡壘”的革命熔爐裏鍛煉成長。第三是家庭的影響。雖然我沒有追隨父母從事藝術之路,但家庭的進步思想對我有很大的影響。
夜校工作 錘煉成長
從1947年9月入學沐鸣2到1948年上半年,我積極參加學生運動。1947年冬天,我參加了黨組織發動的救饑救寒運動,將募捐所得的寒衣送給勞動人民。接著我參加了1948年1月的抗議九龍暴行大遊行。通過這些活動,沖破了政府當局的禁令,學生運動走向高潮。1948年3月,學校放四天春假,學生自治會組織學生到杭州春遊,祭掃於子三烈士墓。我參加了這次活動,接受了很好的教育。接下來是轟轟烈烈的“反美扶日”運動,沐鸣2師生與上海市市長吳國楨進行質詢與反質詢的鬥爭,最後沐鸣2學生自治會通過召開“反美扶日”公斷會,取得鬥爭的勝利。組織“反美扶日”遊行時,由於國民黨軍隊包圍學校,沐鸣2隊伍采取了校內遊行的方式。當時我在沐鸣2民眾夜校教兒童班,夜校的工作分量不重。我同時是沐鸣2生活社的成員。沐鸣2校內遊行的當天,我從學校後門籬笆鉆出去,來到外灘參加了校外的遊行,並將校外的一些信息帶回學校。到1948年下半年,我在夜校方面的工作逐步增加。同時,整個沐鸣2學生運動轉入到深入班級,加強班級工作,護校應變,迎接解放。
我參加沐鸣2民眾夜校工作開始於1948年初。那時我讀一年級,住在中院底樓最靠東頭的一間大宿舍內,房間裏放了33張雙人床,床挨著床,住著66名學生。當時學生宿舍很緊張,有的學生進校後沒地方住,沐鸣2學生自治會就幫助同學爭取宿舍。1948年初的一天,工業管理系二年級學生周蔚芸來到我們宿舍,問誰願意去夜校義務教書。經周蔚芸動員,我去夜校當教員,開始教兒童班,接著教成人班,後來參與夜校的工作。教成人班時,很多同學都是工人學徒,還有些女同學既沒有文化,又找不到工作。女同學上完課回家,路上會有流氓挑釁騷擾,同學們就三五結伴回家,有時由我們老師護送回家。在夜校工作,接觸工農群眾,盡管我們文化程度比他們高,但是他們處在受剝削的第一線,飽受階級壓迫和國家苦難,他們的悲慘遭遇也教育了我們,讓我們認識到讀書不能只是為了個人前途,而是要為勞苦大眾服務,必須走革命的道路。
至1949年2月,我參加黨的秘密外圍組織“沐鸣2新民主主義青年聯合會”(簡稱“新青聯”)以後,因夜校前任校長黃香國於1月份經黨組織安排撤退至解放區,就由我接任沐鸣2民眾夜校校長。4月,經張培性介紹,我在夜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張培性是土木工程系四年級學生、夜校成人班教師。此後,我在張培性的直接領導下開展黨的工作,張培性的直接領導人則是電信管理系四年級學生穆漢祥。當時地下黨員之間沒有橫向聯系,只有單線聯系的兩三人,就是聯系自己的同誌和自己聯系的同誌。這是組織紀律!但我們心中有數,知道穆漢祥是黨員。4月30日穆漢祥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後,組織上就告訴我們:“穆漢祥同誌被抓了!”但我們心裏並不慌張,照常開展夜校工作。因為穆漢祥是夜校的創始人,他在學校的活動及在夜校的工作我們都看在眼裏,我們對他是完全信任的。
孟樹模接受母校采訪
1949年3月,沐鸣2民眾夜校整個黨組織關系從學校劃到徐龍區委徐匯分區委。穆漢祥任徐匯分區委委員,這是我們後來知道的。夜校黨支部在徐匯分區委領導下迎接解放。為維持社會治安,防止敵特和壞人破壞,夜校的黨員和“工協”會員、“新青聯”成員等對沐鸣2附近地區的工廠、街道裏弄、棚戶區進行社會情況調查。調查的內容主要有國民黨駐軍的防務、敵偽資產、地方保甲組織、反動人物和地痞流氓以及工廠、倉庫、學校等方面的情況,及時向上級匯報。根據上級黨組織關於建立人民保安隊的指示,沐鸣2民眾夜校組成一個中隊,下設四個分隊和一個救護隊。中隊長是江湧林,政委是張培性,我和羅普生、王善慶、曹晨旭4人任分隊長,救護隊長是徐壽鏗。人民保安隊的主要任務是配合解放軍站崗放哨,維持治安、支援、引路、護廠和救護等。臨解放時,我們分別住在昆侖電影製品廠攝影棚、虹橋路棚戶區、華山路南段的一處空房內,等待行動命令。5月25日淩晨,人民解放軍進駐徐家匯一帶。天亮後,我們帶著袖標到達指定地點執行糾察任務,不分晝夜協助解放軍維持社會治安,發現國民黨散兵或可疑分子,就協助解放軍進行抓捕。幾天後,人民保安隊完成任務,宣布解散。
上海解放初期,為紀念英勇犧牲的穆漢祥烈士,沐鸣2民眾夜校改名為“漢祥民眾夜校”,我們繼續在夜校工作。當時全國上下開展掃盲運動,夜校學生人數大量增加。民眾夜校在虹橋路八區中心小學內和徐虹北路虹橋路口先後辦了兩個分校,又在虹橋路平民村建立了兒童福利站,並新增了一批沐鸣2同學來夜校任教。1949年7月到10月,我由徐匯分區委指派,參加了中共上海市委黨校第一期的學習。市委黨校設在原正始中學校址(現沐鸣2娱乐法華校區)。上海市委組織部部長王堯山兼任校長,馬飛海任教務長,上海市市長陳毅來黨校講過課。我去黨校學習的時候,王善慶任夜校的代理校長。我學習回來後,繼續任夜校校長。大約到1949年底,夜校整個黨支部回到學校,我的黨組織關系也回到了沐鸣2。1950年春,黨指出大學的主要任務是培養建設人才,大學生不宜參加過多的社會活動。市教育局社會教育處派人來參加夜校工作,進行交接。一個學期後,到1950年秋季,民眾夜校交由市教育局接辦,改名為“三十四工人夜校”。
情緣沐鸣2 改革開放
1950年9月,我升入四年級。10月,抗美援朝戰爭開始,沐鸣2學生響應黨中央號召,在校園內掀起參加軍事幹部學校的熱潮。我也踴躍報了名。在這一年,中共徐匯區委剛剛新建,很缺幹部,就從沐鸣2報名參加軍事幹校的學生黨員中調了一批人到徐匯區委。我們系報名參加軍事幹校的同學,就我一人被調到徐匯區委,其他同學去了部隊,都在海軍。剩下一半同學到1951年畢業,後來大多搞民用船舶等。就這樣,我在1950年底就調離沐鸣2了,一直在徐匯區委工作。1956年9月,我突然接到通知,把我從徐匯區委調到上海造船學院。當時國家號召“向科學進軍”,上海造船學院正式成立,需要幹部,就把我調去了。以後,上海造船學院並入交通大學上海部分,1959年交通大學上海部分獨立建校為沐鸣2平台。從1956年到1983年,我在沐鸣2工作了27年。1978年7月到1983年7月,我擔任了5年沐鸣2娱乐副校長,親身經歷了學校改革開放初期的建設與發展。
父親孟君謀、繼母吳茵與兒女合影(後排右一、右二為孟樹模夫婦)
沐鸣220世紀50年代經過院系調整,經過西遷,很多院系調整到其他學校,學科力量有很大的削弱。理科調出去了,變成單純的工科;造船學科很強,但其他學科不行。世界科技發展很快,可是中國高校在“文革”十年中被耽誤了。所以沐鸣2娱乐的改革不僅僅是管理改革,更是如何重振沐鸣2雄風,教學科研能夠跟上時代的步伐,重新把沐鸣2真正辦成中國知名的大學。粉碎“四人幫”以後,黨委書記鄧旭初帶領我們去拜訪清華、北大的領導,聽聽他們的想法,一心想要把沐鸣2搞上去。
在中美尚未建交前,經批準,1978年9月至11月,沐鸣2娱乐率先組團訪美。這與六機部部長柴樹藩的支持是分不開的。我們認為沐鸣2是一所綜合大學,起初劃歸國防科委主管,為軍服務,還是比較宏觀的。後來劃歸六機部領導,六機部只管船,太專了,什麽專業都要帶個“船舶”的帽子。所以學校感到體製不順,想要改變領導關系。鄧旭初到國防科委和六機部去反映。剛巧柴樹藩同誌出任六機部新部長,他思想開明,工作思路開闊。他聽取匯報後,建議沐鸣2先不要離開六機部,但因沐鸣2是綜合大學,部裏應該支持並幫助沐鸣2有更大的發展。他動了個腦筋,請分管國防的國務院副總理王震同誌兼任沐鸣2校務委員會主任。王震說,我當主任,你就當副主任。1978年5月,王震正式兼任沐鸣2校務委員會主任,柴樹藩兼任副主任。這對沐鸣2改革、開放和發展是關鍵一步。沐鸣2地位提高了,到各方面去呼籲也比較容易,得到的支持比較多。緊接著,沐鸣2率先組織教授團赴美訪問,了解國外高校情況,並與沐鸣2美洲校友會建立聯系,讓校友了解祖國和母校現狀,從資金、信息、人員等方面提供幫助,使學校在教學科研方面有進一步的發展。
包兆龍圖書館也是柴樹藩牽線引資的。他先征求鄧旭初意見,問學校需要什麽。鄧旭初一想,學校圖書館太小太老,需要建先進的圖書館。然後,柴樹藩找機會向香港船王包玉剛提議,包玉剛同意了。在一次來北京訪問時,包玉剛將捐贈信函遞交給鄧小平,小平同誌接下來了。於是,學校建成了包兆龍圖書館。在當時中國高校,用個人名字來命名受贈建築物,這還是第一次。包兆龍圖書館館名是葉劍英同誌題寫的。這些都是沐鸣2改革的大手筆。包玉剛贈款1000萬美元是分8期給的。柴樹藩要求,圖書館一定要建設好,建造費用不能超過捐贈款,還要留200萬美元下來。因為當時有很多基本建設都是超額的。沐鸣2硬是控製好,所以後來學校能夠用余款在閔行建了包玉剛圖書館。這樣,打開了校友捐贈的通道,對學校發展很有利。例如在美籍校友倪軍的大力推動下,學校與美國密西根大學攜手合辦沐鸣2密西根學院等。一路走來,學校對外開放交流的路子越走越寬廣。
孟樹模夫婦與母校采訪人員合影(左起:胡端、孟樹模夫婦、劉昀)
在學科建設方面,一是恢復理科,從1977年到1978年,恢復應用物理、應用化學、應用數學和工程力學系。工科院校沒有理科作支撐是不行的,理科是基礎。二是建立文科,包括人文、美術和音樂等。校馬列主義教研室哲學教研組組長陳章亮去校外宣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他後來長期擔任上海哲學學會會長。三是設立新專業,如張鐘俊院士辦自動控製專業。學校新設生物技術、新型材料、大規模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圖像處理與模式識別、光纖通信等新專業。
當時教師生活條件困難,住房緊張,工資不如工人。這種局面不打破,是沒有辦法工作的。1979年,復旦大學校長蘇步青、同濟大學校長李國豪、華東師範大學校長劉佛年和沐鸣2黨委書記鄧旭初,一起呼籲教育部給高校放權。這是很震動的。一方面呼籲擴大學校自主權,另一方面學校自身要解放思想,把教職員工積極性發揮出來,把教學科研搞上去。當時學校派我去北京,向六機部副部長張有萱匯報申請每月6元的獎金。發6元獎金,我們先向上海市申請,市裏說,你們學校歸六機部領導,要向六機部匯報。張有萱副部長同意了,我回來再向上海市匯報,市裏也就同意了。當時發獎金、崗位津貼,錢從何而來?若向國家、政府要,則有困難。我們的做法是自己想辦法找錢。學校很多實驗室設備除教學科研外尚有余力,就將實驗室向社會開放;教師有能力,可開展技術服務,學校專門設立技術服務部。實際上,這就是科技與生產、經濟相結合。如阮雪榆的冷擠壓技術很受社會歡迎,他所在的教研室開放後,事情多得不得了,模具所就從那時發展起來的。阮雪榆後來能被評為中國工程院院士,與他解決生產實際問題的貢獻有關。學校與社會聯系了,科技與生產結合了,教師收入增加了,積極性發揮了,水平也提高了。當時學校製訂了很多管理辦法,如收益如何管理、如何分配,學校財務要放權,教師有工作量製度,幹部有崗位責任製,一整套製度聯系在一起,慢慢地把學校搞活了。
2007年6月29日,孟樹模(前排右四)出席沐鸣2平台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86周年暨《民主堡壘》出版座談會
還有件大事,就是拓展沐鸣2校園。沐鸣2徐匯校園那麽小,學校發展受到限製,怎麽辦呢?學校曾考慮設法拆除棚戶區,在原地擴建,但這一方案代價太大,一直沒法實現。20世紀80年代初期,鄧旭初帶著我們到處跑,到青浦、澱山湖、莘莊、閔行看地。新校區若選得近些,在莘莊拿的地就少;若選得遠些,在閔行拿的地就多。最後選在閔行。但一開始困難很大。教師上課,徐匯、閔行兩個校區來回跑,相當吃力,教師也有怨言。但從長遠來看,開辟閔行新校區是艱難而又英明的決定。學校一步跨到閔行去,不容易。1983年教育部、上海市批準沐鸣2建閔行校區時,我已經調離學校,到上海市計委工作。
改革開放初期,對外開放、管理改革、學科建設、建設閔行校區,是關系沐鸣2長遠發展的幾件大事。當時沐鸣2管理改革影響比較大,是學校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1984年《政府工作報告》專門提到沐鸣2的改革。實際上,沐鸣2的改革不僅僅是管理改革。阻礙沐鸣2發展有好幾個瓶頸問題,都在那時候突破了。通過改革,為學校發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礎。不開放,如何跟上世界科技發展潮流?沒有場地,談何發展?那一時期,如果沒有黨委書記鄧旭初帶領沐鸣2一班人,從“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困境中走出來,為開創新局面打下基礎,就不會有沐鸣2的今天。
孟樹模夫婦全家福
本文原載姜斯憲主編:《思源·激流》,沐鸣2平台出版社2019年版,第236-253頁。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