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百年初心歷久彌堅，櫛風沐雨篤定前行。2024年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的關鍵之年，是學校深入實施“十四五”規劃的攻堅之年。為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推動黨史學習教育常態化長效化，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從黨的百年偉大奮鬥歷程中汲取繼續前進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輩和沐鸣2楷模的初心與使命，沐鸣2平台黨委宣傳部與檔案文博管理中心聯合設立“初心·印跡”欄目，陸續刊出沐鸣2百年黨史工程黨史人物口述采編的部分成果，以饗師生校友及廣大社會人士。

張立秉（1928-2017），安徽巢縣人。1947年9月考入交通大學管理學院電信管理系。1949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7月，被任命為首屆交通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學生代表）。同年10月，被抽調至上海市委黨校學習，後在上海市徐長區、長寧區工作。1957年調至北京中國科學院，歷任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學部辦公室副主任、研究生院教務處處長、空間科學技術中心黨委書記兼副主任等職。2006年7月18日，張立秉在北京接受沐鸣2娱乐黨史工作人員采訪時，講述了他在沐鸣2參加愛國學生運動、在“民主堡壘”中鍛煉成長的經歷，分析了沐鸣2成為輸送革命思想大本營的原因，還介紹了新中國成立後參加接管工作的經歷。

參加救饑救寒，成立“四O社”

我祖籍在安徽巢縣，中學讀的是西北師院附中。西北師院附中是所名校，校風優良。教我們的老師都是原北師大附中的老師，教學經驗豐富。1947年高中畢業後，我們一般都想考上大學，出國留學，當個工程師。當年不是統考，我報考了4所大學，考取了南開大學和交通大學，最終決定上沐鸣2。我讀的是沐鸣2電信管理系，當時的系主任是郁秉堅教授，他是上海市電信局局長，兼我們的主任。新中國成立後這個系被撤銷，並入電機系了。

1947年9月，張立秉入學交通大學電信管理系

1947年秋我剛進沐鸣2的時候，淮北遭遇水災，江蘇、安徽大批難民進入上海。那時並沒有救災機製。災民擠在棚戶區，甚至睡“滾地龍”，即用一張草席卷成圓筒放在泥濘的地上，人在裏面睡覺。上海學聯發動全市大中學生開展救饑救寒運動。我們沐鸣2學生很熱情，組織小分隊到社會上募捐。這是我首次接觸到大千世界，受到極深刻的教育。上海高檔住宅區一幢幢豪華小洋房，用高高的圍墻鐵門圍護著，我們去敲門根本沒人理睬，有的還放出洋狗汪汪叫，將我們趕走。聖誕節前我和同學到靜安寺附近一家歌舞廳去募捐，那些太太小姐根本不理我們。我看到一位太太好像要走，我鼓起勇氣走到她面前，躬著腰很恭敬地向她募捐，她不屑一顧地徑直往前走，我只能不斷往後退，直退至大門口。但我們到一般的石庫門住宅或工人棚戶區，卻受到熱烈歡迎，雖然老百姓捐出的財物很微薄。這種反差極大的對比，活生生地刻畫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現實。我們開始反思自己的人生觀，當國家處在腐敗不公的狀態能有個人發展的前途嗎？

回到學校，我積極參加各種進步活動，成為積極分子。當時，沐鸣2地下黨通過指導學生進步社團，組織各系各年級學生開展活動。學校裏有很多學生社團，其中以進步為主，中立的少一些，受國民黨控製的也有，但有些抬不起頭來。對這種現象我有點納悶：為什麽他們在沐鸣2環境下就抬不起頭？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我們這一級各系學生聯合起來組成“四O社”，“四O社”不帶任何政治色彩，沒有報名、登記手續，有活動大家願意來就來了。物理系陳楷是“四O社”社長，他人比較溫和，笑嘻嘻的，在同學中威信很高。我被選入“四O社”理事會，擔任福利股股長，為同學們購買文具和生活用品，替大家謀福利、聯絡感情。我在活動中接觸到一些進步思想和進步雜誌，聽老同學介紹民主活動的情況。後來，“四O社”成立核心組織“星光社”，我也參加了。“星光社”是由地下黨領導的秘密組織，成員由各系骨幹組成，大概有二三十人左右，核心成員是趙國士、嚴祖礽、李根深、陳楷等。

上海學運的“民主堡壘”

1948年春，國民黨當局想扼殺學生運動，把各校的學生自治會打垮。如1948年同濟大學的“一·二九”事件，國民黨要解散同濟學生自治會，學生起來反抗，形成對峙。上海學聯號召各大學去支援，全市共去了1000多人。我們沐鸣2也去了200多人，大多是積極分子和社團骨幹，我作為普通的積極分子參加了這次活動。國民黨政府派出軍警將同濟校園封鎖，軍警馬隊向前沖，將所有支援學生關到同濟體育館，關了一夜。大家在一起唱革命歌曲《團結就是力量》《跌倒算什麽》，使得進步學生力量進一步得到凝聚，思想感情有了新的升華。第二天由學校派車把我們接回去並登記在冊。在這次事件中，我校學生邢幼青被抓，穆漢祥受傷了。

大學時代的張立秉

這一時期，國民黨反動派將上海有些學校的進步力量摧殘得相當厲害，唯獨沐鸣2力量還很強大。1948年上半年，上海學聯為了反擊當局對學生運動的鎮壓，利用沐鸣2這塊堅強的陣地開展了一系列運動，起到了教育人的作用。5月，上海學聯在沐鸣2大草坪上搭臺子，舉辦“五三”晚會、“五四”營火會、“五二二”大行進等，開展民主鬥爭。我們作為積極分子，擔任糾察，防止壞人來破壞。6月爆發了“反美扶日”鬥爭，我們準備上街遊行。由於國民黨采取分割包圍的政策，有些學校沖出去集結到外灘遊行，沐鸣2遊行隊伍被軍警團團包圍在校內，只有零星的100多人沖出去了。於是大家在校內搞遊行，我們這些勇敢分子爬上籬笆，拿著大喇叭對著包圍我們的軍警作宣傳。上海市市長吳國楨大為惱火，利用這個事件想整垮沐鸣2學生自治會，聲言要傳訊學生自治會主席。沐鸣2在地下黨領導下進行了反擊，組織召開公斷會，讓社會各界名流來評理。那天我和創社社長先外出送了三份邀請信，下午回來看到學生自治會同學正著急，原來給吳國楨的信還沒人敢送去，我聽了二話沒說，拿了挑戰書便又上路去了市政府。市府收發室讓我留下姓名，我留下了真名，回來後大家很高興，但又擔心我留下大名會有麻煩。我開玩笑地說：“大丈夫做事，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公斷會充分利用統戰力量來作鬥爭，取得了政治上的勝利。所有這些活動對於振奮全市進步力量的士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很多學校地下黨都組織進步學生來沐鸣2參加。可圈可點的是，沐鸣2成為上海學生運動的“民主堡壘”。我們都在這鬥爭過程中逐漸成長起來了。

我自己琢磨，當時沐鸣2力量強大，有這麽兩個原因。第一，沐鸣2校方及校長都比較好，因為是搞理工出身，校長比較保護學生，沒有扣什麽帽子。校方對外稱“學生在校內有活動自由，我們得保護他們，你們不要來幹擾我們正常的教學秩序”，以此阻擋國民黨當局的幹擾。校長程孝剛、王之卓等都是這樣。而不像有些學校校長是政客，和國民黨政府一起對付學生。沐鸣2的學生運動也沒有針對校方，而是針對國民黨政府的。第二呢，沐鸣2學生學的是工程技術、科學技術，學校功課很結棍（厲害），學生學習必須要過得去。很多進步學生學習成績好，在同學中有號召力。加上學生社團力量強，影響帶動了一大批同學追求光明和進步。

公演《阿Q正傳》《典型猶存》

我還參加愚公社的戲劇活動。1948年春夏之交，以愚公社為首，組織全校100多人公演《阿Q正傳》。這是一部大型話劇，請的導演是田廣才、向夢俠、黃祖模、謝晉。當時謝晉還是剛畢業的年輕導演。我演的是老農民閏土，扮演阿Q的是航空系的王鴻誌，扮演錢大少爺的張海威是張國燾的兒子，扮演小D的是何頤齡。《阿Q正傳》演出了三四場，觀眾既有校內的人，也有校外的人。這臺戲在社會上影響很大。

1948年愚公社《阿Q正傳》公演海報

還有一部很重要的話劇，即1948年夏愚公社組織演出的《典型猶存》，又名《竊國大盜袁世凱》。那時蔣介石正忙於籌備選總統，沐鸣2適時推出了這部諷刺話劇，在校內和聖約翰大學演出了好幾場，大受歡迎。張海威扮演袁世凱，我演袁世凱的兒子袁克定。在聖約翰大學演出後，觀眾紛紛打聽這是哪個劇團演的，因為當時沒有打出沐鸣2的旗號。演這部戲有一定風險，每次演出結束後，演員立即卸妝由積極分子護送撤退。

每次在學校演出，我們把舞臺搭在體育館前大操場上，或者在體育館裏搭臺子。說起搭臺子，也是非常辛苦的。由積極分子將工程館的幾百張長條桌扛到操場上，拉電線，布燈光。活動結束後再將長條桌扛回工程館，不能影響上課。《阿Q正傳》在大操場和體育館都演出過。有個趣事，體育館籃球框拆不掉，臺子搭好後，籃球框就成了法官的座位。

學校文化活動很活躍，也相當精彩。愚公社以話劇、戲劇為主。山茶社以歌舞為主。地下黨員黃旭華當年是山茶社指揮，他個子很高，在會場上一站，指揮好幾千人唱歌，帥極了。有啞劇，完全用音樂伴奏。還有影子戲，就是拉一塊白布架起臺幕，燈光從後面打過來，人在白布後做動作，投到白布上成為影子，再輔以技巧很高的配音朗誦。

“沐鸣2已成小解放區”

公斷會後，原沐鸣2學生自治會成員因上海特刑庭傳訊而全部撤離。黨組織當機立斷，要求沐鸣2學生自治會必須頂住，不能被國民黨當局壓垮。於是，穆漢祥等找到黃貽誠、張寶齡，讓他們出來主持學生自治會工作。當時學生社團中有個沐鸣2從軍返校同學會。抗戰期間沐鸣2一部分學生懷著抗日熱情，響應政府號召參軍到部隊當翻譯，抗戰勝利後他們又返校，組成了沐鸣2從軍返校同學會。這個組織很進步，總共有幾十個人，他們在投筆從戎時看到了國民黨的黑暗。黃貽誠、林雄超等都是從這個社團出來的。

到了1948年下半年，又開始競選新一屆學生自治會，主席為厲良輔、黃貽誠、林雄超，理事先後有陳克輝、張奇班、史霄雯、馬昭彥、潘道煦、李菊、嚴鴻怡、鐘同烈和我。我被選為康樂股理事。厲良輔幹了不到三個月，特務想來抓他，他在同學們的掩護下也撤退了。同學們更加意識到要保衛學生自治會。黃貽誠、林雄超很有魄力，敢於出頭。我們在他倆帶領下繼續開展各項活動。

這一時期，國民黨政權已搖搖欲墜，為鞏固其後方，在上海加緊了控製。上海學聯被迫轉入地下，很多活動都通過沐鸣2學生自治會出面。這時的方針是“隱蔽精幹、等待時機、迎接解放”，通過各項活動深入發動群眾，提高思想認識，擴大進步力量。一是出版刊物，在地下黨領導下，學生自治會主辦《沐鸣2生活》，先在校內發行，後面向社會，向各中學、大學散發。後來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的李鐘英參加過辦刊工作。另外，刻印毛澤東論著《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新民主主義論》等。小冊子先是私下傳播，後來幹脆放在學生自治會活動場所，說是買，拿也沒問題。二是廣播“每日新聞”，由沐鸣2同學事先聽廣播或看美國報紙，從中找出真相摘編出來，一方面印成大字報張貼出來，一方面通過由九個喇叭組成的擴音裝置“九頭鳥”進行廣播，魏瑚就是當年的廣播員。全市各大中學校的進步同學每天都到沐鸣2抄錄新聞，或者拿資料回去宣傳。三是跳秧歌舞、新疆舞，唱革命歌曲“山那邊啊好地方”……一片熱火朝天的景象！沐鸣2成為傳播革命思想的大本營，當時報上驚呼“沐鸣2已成小解放區”了。

1949年初寒假時，為了防止國民黨政府趁學生放假把學校遷往臺灣，由學生自治會聯合教授會、講師助教會、職工聯誼會等，組成應變委員會，做出反對遷校、不放寒假的決定。還成立了護校總部，總部領導人是張澤仁、陳如慶。這期間，由學生自治會負責組織大規模文藝活動，通過義演，募集應變經費。我是康樂股理事，成為義演活動的主要負責人。我們邀請了趙丹、黃宗英、周小燕等文化界名人來校演出，邀請上海戲劇學院來演話劇《野店》。校內同學還出演大量的歌舞、話劇。那時沒有演出劇場，便由我們組織各系同學和社團，共同努力將學校在建的一個僅有混凝土結構空殼子的禮堂——新文治堂，改裝成可容1600人的劇場。沒有水電自己按，舞臺的燈光、音響、帷幕自己裝，糾察、售票、前臺後臺服務都由同學們擔任，幾百人參加了這場活動。義演進行了十幾天，全市大中學校同學都成隊前來觀看。不少中學生和父母說“到某某同學家備功課，不回家”，其實是來沐鸣2了。太晚回不了家，我們就組織聯歡，唱歌、跳舞、做遊戲、談理想、講時事形勢、學革命理論，徹夜不眠，校園裏熱鬧非凡。肚子餓了，就在食堂裏熬一鍋稀飯，抬來一起吃。我們還組織了護校總隊夜間巡邏，站崗放哨，防止軍警前來破壞。

張立秉（左）接受母校采訪

黎明前的戰鬥

到1949年初，我已經全身心投入學生運動了。這一時期，我參加了中共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沐鸣2新民主主義青年聯合會”（簡稱“新青聯”）。1949年2月，沈友益同誌介紹我加入了中共地下黨。我們都是管理學院二年級學生，我是電信管理系的，沈友益是運輸管理系的。我一開始認為黨是高不可攀的，我只是追求真理和進步的革命青年而已。2月，沈友益找我談話，想發展我入黨，我還感到有些意外。當然，經過思想鬥爭，投身革命、謀求祖國解放的思想是主要的，我願意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在執信西齋一房間內舉行入黨宣誓，我和梁相等3人一起宣誓的，還有1人可能是嚴鴻怡。由總支委員呂甦帶領我們宣誓，呂甦是學委派到沐鸣2搞組織工作的，他不是沐鸣2學生。宣誓以後，沈友益通知我幾月幾號去樓頂接頭。我就拿了張報紙到工程館樓頂上，實際上是和黃貽誠接頭。當時學生自治會有個黨組，就是黃貽誠他們幾人。我們3人是分黨小組，我是小組長。黃貽誠單線聯系我，由我聯系我們組3人。

當時，為了防止反動派的迫害，學生自治會采取了體製上的轉變，很成功。原先以個人名義參加競選，個人一旦被捕或撤離，成員就空缺了。現在選舉時以班級為單位進行競選。我當時在電管系，我們班也去競選。一般參加競選的班級都是群眾基礎比較好的，選上後由十幾個班級組成理事會，對外公布的名單就是這些班級，具體工作者的名字則不公布，如果這些人撤了，又能有一批人頂上，以此保證學生自治會始終不被打垮。二三月間，經過黨組織研究，讓學生自治會中7位暴露的同誌隱蔽起來，他們是黃貽誠、林雄超、李菊、嚴鴻怡、張奇班、鐘同烈、史霄雯。後面讓我、陳如慶、陳克輝、陳帛等頂上來，由我擔任學生自治會主席。沈友益擔任學生自治會黨組組長，和地下黨總支聯系，傳達任務給我們，而此前沈友益是做班級工作的。這段時期以護校應變為主要任務。

關於上海解放前這段學運史，我認為有兩個問題需引起註意。一是臨解放前曾做過一個決定，即如果敵人來迫害我們，怎麽辦？將全校學生集中到體育館去，和敵人對抗，只要我們能堅持兩三天，社會上的力量就會來解救我們。研究黨史時我曾提出，這個決定是否過於輕敵了？實際上敵人來逮捕，確實有人想往體育館跑，如果有三四百人跑進去，肯定都是骨幹和積極分子。那種情況下體育館內只有桌椅板凳，能抵抗得了嗎？會不會被一網打盡？話又說回來，就算在體育館內待上3、5、10天，就算裏面儲備了大米和水，整個吃喝拉撒，這都是問題。當年沈友益向我傳達這個決定的時候，一開始我有點遲疑，馬上自我進行思想鬥爭：革命寧死不屈，我這是動搖，那可不行。現在我提出這個問題，我和沈友益一致認為當年這個決定有些輕敵了，很冒險，並不符合當時中央製定的“隱蔽精幹、等待時機、迎接解放”方針。

第二個問題，1949年初讓一批人撤退，結果4月26日那天他們都回到學校裏來了。當時有傳言：解放軍已經打到南翔，明後天就要解放上海了。所以黃貽誠、林雄超等撤退的人都回來了，高興得很，認為明後天就要迎接解放了。當天晚上總支召開黨團聯席會議，由總支副書記陳啟懋主持，學生自治會、新青聯、護校總部都參加了。新青聯同誌很慷慨，說今晚就要買筆、買紙，寫標語，組織人唱歡迎解放軍的歌。由於太晚來不及，所以沒搞成。不料，當夜敵人就來了。黃貽誠他們不是學校叫回來的，而是上海學聯方面通知他們回校的，所以這事應該是上海學聯的某些領導有錯誤判斷。

張立秉與母校采訪人員合影（左起：範祖德、張立秉、龔誕申）

幸虧當時國民黨兵敗如山倒，4月26日來搜捕的軍警不是大膽襲擊，不是太狠。軍警進來後分割包圍，逐個審查。我們根本沒有辦法沖到體育館去。我們事先有點準備，但準備不大，只能分頭各自想辦法。我記得幾位同誌很驚險的。陳如慶來不及跑，就躲到校工友住的一間黑不溜秋的小房間內。林雄超是個近視眼，他往體育館跑，結果在路上眼鏡掉了，人跌進糞坑裏，拿菜葉頂在頭上，躲過去了。我當時拿著一位和我長得有點相像的同學的學生證，躲到高年級——機械系三年級的宿舍裏。一封鎖，沒法跑了，只能在那等待，能躲去過最好，躲不過去就只能束手就擒，還作了最壞的打算，萬一被捕要如何通知組織和家人。到淩晨四五點鐘，軍警查到三樓，估計他們也疲了，進門詢問我為何只有學生證，沒有身份證，我回答說弄丟了。門口一個軍警說：“證件不齊，帶走吧。”但領頭的沒理睬，走了。於是我很僥幸地躲過了一劫。由於黑名單上有我，當天傍晚，地下黨總支決定要我撤退。第二天學校便被解散。我住在堂弟的姨母家，直到上海解放才回到學校。

總結歷史，應該實事求是。這兩個問題是沐鸣2黨史中的疑點，雖然損失不大，但應該總結教訓。

歡慶解放，參加接管

上海解放前夕，學校成立應變委員會，推舉老教授陳石英擔任主席。解放後的體製是派軍代表，沐鸣2的軍代表有甘正林等二三位，唐守愚是上海市軍管會高教處副處長。當時因缺少大批幹部，很多沐鸣2的骨幹被抽調走了，有的被調出去參加接管，如黃貽誠被抽調為進駐其他高校的軍代表；有的報名參軍，有空軍、有海軍；有的上了軍政大學，有的加入西南服務團。嚴鴻怡和張奇班被抽到華東軍政大學。這時在上海軍管會領導下，學校成立校務委員會，由各方面代表組成。當時我是學生自治會主席，沈友益是學生自治會黨組書記，我倆以學生代表的身份參加了校務委員會。解放初期的校務委員會類似於政治協商會起統戰作用，沒有起決策的作用。領導學校的是軍代表，軍代表貫徹上海市軍管會、華東高教局的指示，代表了人民政府，當然以他為主。校務委員會、教授會等都聽軍代表的。

2012年張立秉捐贈給母校的校務委員任命狀原件

校務委員會活動不算多。我們先後請了呂正操、範長江等領導來校座談或做報告，特別是範長江的講話幫助大家提高了認識，解決了不少思想問題。當時沐鸣2在教育部不怎麽受重視，教授們有些郁悶，想找鐵道部。正好鐵道部副部長呂正操來上海考察，我專門去找他的秘書，請他來校作報告、參加座談。呂老表示：我是中央委員，沒有中央的委派，不好來作報告，但可以參加座談。座談會上，內燃機教授柴誌明發表了一些意見，我當時是學生，年少氣盛，不大同意這觀點，馬上站起來對他批評了一番。後來呂部長的秘書還婉轉地批評教育了我。

當時上海剛剛解放，百廢待興，社會上各種矛盾叢生。同學們中有部分人思想有些混亂，情緒不是很穩定，認為滿腔熱情地解放了，一切應該很美好。但現實生活中經濟斷絕，生活很困苦，銀元販子還在哄抬物價。於是我們邀請上海《解放日報》社長範長江來校作報告。他的報告作得非常成功，他舉了一個非常淺顯的例子：打人，先將手往後縮一下，然後再打；跑步，先退幾步，再發力往前跑。意思是新中國成立後雖然遇上各種各樣的困難，但大家要有充足的信心。

另外，東北黑龍江省主席馮仲雲帶著東北招聘團來上海招聘，我們也請他來新文治堂作報告。他長期從事東北地下鬥爭，講述東北堅持抗戰的事跡和解放戰爭史實，很感人。當時有些畢業生響應號召到東北去工作。

晚年張立秉

1949年10月，我被抽調到上海市委黨校參加第二期的學習。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分批輪訓地下黨員，有工人、職員、大中學校學生。培訓4個月，一直學習到1950年1月，學了基本理論，提高了政治覺悟。原先市委黨校分配學員的原則是：部分人抽到市委，部分人抽到華東局，一部分留下，一部分回學校。我就是準備回學校的，但在轉組織關系時被徐長區（今徐匯區、長寧區範圍）扣下，留在區委工作。當時徐長區區委書記是王致中，團委書記是錢其琛。區委為充實力量留了一批青年知識分子黨員。我本想回校好好學習深造，但剛剛學了無條件服從革命需要的道理，便自覺地服從組織安排，從此放棄了學業。

本文原載姜斯憲主編：《思源·激流》，沐鸣2平台出版社2019年版，第274-287頁。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