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百年初心歷久彌堅，櫛風沐雨篤定前行。2024年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的關鍵之年，是學校深入實施“十四五”規劃的攻堅之年。為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推動黨史學習教育常態化長效化，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從黨的百年偉大奮鬥歷程中汲取繼續前進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輩和沐鸣2楷模的初心與使命，沐鸣2平台黨委宣傳部與檔案文博管理中心聯合設立“初心·印跡”欄目，陸續刊出沐鸣2百年黨史工程黨史人物口述采編的部分成果，以饗師生校友及廣大社會人士。

魏瑚（1930-2013），女，江蘇宜興人。1947年10月考入交通大學化學系。1949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中國科學院藥物研究所支部書記、總支副書記，中科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黨委副書記、副所長，上海市科委副主任兼上海市科學所所長，上海市政協第七屆常委，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在科研管理與軟科學研究方面造詣頗深，為上海科技事業的發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2012年12月26日，魏瑚在華東醫院接受母校黨史工作人員采訪時，回顧了沐鸣2求學期間在火熱的政治學習與學生運動的感染下，如何從一名只知埋頭讀書的小女生轉變為初具政治覺悟、積極參與愛國活動的革命青年。

進沐鸣2後的課業學習情況

我是1947年10月到沐鸣2報到的，因為那一年沐鸣2錄取時間很晚，結果尚不知曉，我就先上了第二誌願——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學。等到10月份沐鸣2的新生錄取名單刊發在《解放日報》，我看到後就馬上從金陵女大跑回上海了，沐鸣2正式上課是11月。其實，金陵女大的學習環境也挺好的，讀書氣氛也很濃厚，為什麽我要回沐鸣2呢？因為金陵女大是私立教會大學，學費昂貴，我總感覺家裏面負擔不起我讀四年書，就沒跟父母打招呼，直接回上海了，我相信父母是支持我的。到沐鸣2報到後，學校對新同學的歡迎活動很熱烈，高年級的同學不僅很周到地安排我們住宿，而且還熱情地把已經讀過的原版教材以很便宜的價格賣給我們。所以，當時入學報到沒遇到任何困難。

交通大學1947年度化學系新生入學名冊（左二列為魏瑚）

在教學課業方面，沐鸣2從來就是門檻很高的。我進去不久就明顯感覺自己的英文水平要比上海本地畢業的學生差，也開始感覺讀書有點吃力了。讀大學之前，讀書上課對我來說還算輕松容易的。老師一邊在講課，我就已經在做他布置的課外習題了，老師課上完，我大部分的習題都做完了。進沐鸣2後就不一樣了，沒這麽輕松了。即使我努力去聽，有時候也不一定完全明白，下課後還必須花很多時間精力去補習。幸虧我在中學階段的數理底子不錯，所以，經過一兩年的努力攻讀後，總算沒有掉隊，成績在班上算是中等吧。記得我們化學系到了二年級後，很多同學都退學走了，我能繼續留在班裏，還算可以。

在沐鸣2印象比較深的老師是梁普，他教我們化學實驗課，比較嚴厲，我基本上沒有直面跟他對過話，因為我覺得自己功課不太好。實驗課還有個助教，叫朱正華，浙大化工系畢業，他在高中就教過我，我到沐鸣2來，他也在沐鸣2，輔導我們的實驗課非常認真，20世紀80年代中期他曾任華東化工學院第二任院長。第一任院長是我們化學系主任蘇元復。華東化工學院是沐鸣2、震旦、大同等校的化工系在院系調整時合並組成的，就是現在的華東理工大學。上物理實驗課的老師叫胡永暢，他也很認真負責，上海解放後我才知道他也是地下黨。他的課，我更害怕，因為他上課時一般要在講臺底下轉來轉去，看大家做得怎麽樣。而我那時因為已秘密參加了地下革命活動，擔任上海地下學聯組織中的報紙發行員，下午經常要去送報，在時間上總和他的課沖突。我現在都不記得自己總共做過幾次實驗。那實驗報告怎麽辦呢？只能拿別人的數據來抄，但胡老師每次都給我及格分數，70分左右吧，所以我挺感激的。

化學系主任蘇元復教授

“山茶社”中唱紅歌、學哲學

我進沐鸣2後感到功課吃力，固然是由於學校本身起點高、要求嚴，但更重要的是我當時把精力與重點轉移到地下革命工作上了。入沐鸣2之前，我從來沒接觸過政治，思想單純，見識封閉，社會關系簡單。因為我從初中就住校了，而且大部分都是女校，跟社會接觸極少。而且我家庭職業結構單一，都是職員出身，父親是郵政職員，叔叔是銀行職員，所以接觸的人面不廣。但一到沐鸣2，熱火朝天的政治學習與學生運動把我深深感染了，促使我很快從只知埋頭讀書的小女生轉變為初具政治覺悟、積極參與民主愛國活動的革命青年。那麽，我的轉變過程是怎麽樣的呢？

魏瑚（右）接受母校采訪

我最早接觸進步學生運動是在1947年11月入學時，當時沐鸣2校內的“救饑救寒”運動聲勢浩大，參加的同學非常廣泛，是以班級為單位開展的。我也卷進去了，第一次在社會見識方面開了眼界。當時，我們沿著衡山路、建國西路一直走街串巷，募捐衣物。我發現那些有錢人家裏，寧願在院子裏多養狗，也不讓人接近，走進他們的家門都很困難。他們會把我們罵一頓，意思好像是這種拋頭露面的事不是學生應該做的，學生就應該在校好好讀書。有些中等家境的人家，比較有同情心，對我們也比較客氣，捐了一些衣服。太窮的人家我們沒有去，考慮到他們自己的日子也不好過。那次“救饑救寒”是我第一次參加的學生活動，讓我對社會人情與風氣了解了很多，知道了有錢人是怎麽樣的心態，一般人又是怎麽樣想的，認識到社會成員也是分層次的，對階級、地位、剝削多少有了些零碎的概念。

接下來再接觸的就是“山茶社”的“大家唱、大家跳”活動。記得當時第一個來找我的是“山茶社”的章蘇斐，她比我高兩班，是在快過春節的時候，“山茶社”要搞一個小規模的聯歡活動。我是第一次參加學校的社團活動，只能多聽，不會多講，就坐那兒聽別的同學討論時事。他們會談很多對時局的見解與感想，我真是又佩服又羨慕，覺得他們的學識真是淵博。同時，他們還會唱歌，我也就跟著一起唱。當時主要唱跟“紅五月”有關的歌，另外還有抗日歌曲、民歌、外文歌之類。比如“月兒彎彎照九州”、用英文唱“友誼天長地久”、意大利的圓舞曲等等。那次唱歌跳舞活動雖然參加的人數不多，只有二三十個人，但給我的印象比較深。我感到在那個團體裏面非常溫暖，大家關註社會、關心國家，引吭高歌。不久，我正式進入“山茶社”。

1948年沐鸣2“山茶社”組織團體集會活動登記表

1948年5月4日，為紀念“五四”運動，掀起紅五月運動的高潮，上海各大中學校在沐鸣2舉行營火晚會，主題是反對美國扶植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當天下午，上海各大中學校學生15000多人陸續來到沐鸣2。我作為“山茶社”的成員，主要任務就是在正式開會之前負責“大家唱、大家跳”活動，還帶來訪者看校園裏的大字報與漫畫，不會讓他們冷清地待著。然後，帶他們去上院、中院南面的大草坪，以及容閎堂與老文治堂之間的操場，舉行營火晚會。我印象中，前後這兩個操場統稱為“民主廣場”。

營火會開始後，大會主席、聖約翰大學的阮仁澤首先做了主題演講，悲憤地控訴日寇侵華的暴行，揭露國民黨政府追隨美帝國主義扶植日本的賣國政策，激起了全場學生的義憤。“山茶社”成員隨即演出了各種充滿愛國熱情的秧歌舞與短劇，帶動了大家高昂的情緒，一首首嘹亮的歌聲頓時響起。沉浸在那樣的氣氛中，我突然明白了什麽叫群眾、群眾力量、人心所向。其實，“山茶社”的“大家唱、大家跳”活動不完全是文藝娛樂性質，更多的是把它當作跟敵人作鬥爭的武器。因為學生沒有刀槍，唯一的武器就是嘴巴，用來爭辯、唱跳，這樣可以發動群眾、感染群眾。所以，當時同學們用歌聲來表達內心的願望與要求，是具有強烈的政治意義的。

加入“山茶社”不久，全校學生中又掀起了“革命還是讀書”的思想大辯論。我當時年齡小，理論知識淺，對於很多同學的長篇宏論與滔滔不絕的演講真的不是很懂，還是以聽為主，該鼓掌就鼓掌，該喊口號就跟著喊。不過，我頭腦中關於民主愛國、反對國民黨專製獨裁、反對人剝削人的壓迫製度等思想大方向還是有的。那麽，從什麽時候開始我有了比較系統與成熟的觀點呢？這要歸功於“山茶社”組織的革命理論學習。當時學習的主要內容有《自然辯證法》《社會發展史》《共產黨宣言》，以及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的文章，教材是油印的，教課的老師是我們“山茶社”社長許健，比我大四五歲，他是一個滿腹學識，心憂國家，執著於追求真理的人。除了許健外，還有一個他的朋友叫孫健，也給我們上課，他似乎讀得有點書呆子，不過學問很深，我們都很佩服。我們這種理論學習是在社團內部秘密進行的，外面的同學都不知道。

1949年4月26日，國民黨軍警對上海市17所大專院校同時進行大逮捕，56位沐鸣2師生被捕。圖為1949年5月，部分被捕的沐鸣2學生返校後合影（前排左起：楊念如、魏瑚、章蘇斐、郭可評；後排左起：劉大成、馬昭彥、陳元嘉）

現在回想起來，其實“山茶社”那段經歷中最讓我受益的就是理論學習。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中人類社會的發展階段，讓我從理性上真正確立起獻身共產主義的堅定誌向；而通過哲學上的唯物辯證法，更培養了我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一整套思維方法。記得當時困擾我最深的就是“內因”與“外因”的辯證法原理以及“左”與“右”這對政治概念。“左派”與“右派”我始終搞不清。

關於內外因的辯證關系，我向許健提了一個問題：比如發生車禍，事故之前人還是好好的，一點出事的跡象與因素也沒有，等到車子碰撞而飛，人就死了。這完全是外因嘛，哪來的內因？這個問題我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想明白，等辯證法全部學完後，我終於明白人一生下來就有死的因素，這種因素並不一定以“唯相”的方式表現出來，也就是說我們一般很難看得見人身上致死的因素，這其實就是“內因”。這對矛盾弄清楚了以後，我看問題就比較活了，開始漸漸懂得國民黨政權表面上看去很囂張，但它內部的反對派那麽多，自己又那麽腐敗。這些都是它的內因，必然是要垮臺的，這是我第一次從理論的高度認清楚它垮臺的必然性。可以說，我之所以投身地下革命戰線，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信服占了很大因素。不過，我不是等所有問題都想通了才參加革命的，而是一邊發生思想轉變，一邊參加革命運動，兩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參加地下學聯秘密送報活動

我在“山茶社”活躍了幾個月後，地下黨同誌就來找我了，時間是1948年9月。來找我的是當時沐鸣2總支副書記祖振銓，他說跟我聊聊，意思是讓我去參加上海市地下學聯的地下報——《學生報》的發行工作，問我願不願意。我說我從來沒做過，用什麽工具去？他讓我學自行車。結果，我學了三天自行車就上街了，連方向都不認識。記得當時好幾次走到衡山公園路門口的五條岔路時，自行車就不會打彎，只好下車推著走。

我答應送報以後，組織上就約好時間，帶我去見《學生報》發行組的小組長。在小組裏，每個送報員各有地域分工的，主要是針對學校發送。我當時負責的學校是盧灣區的中華工商學校、比樂中學。取報的時候，我們有時是到小組長家裏，有時是小組長派人給我們的。每個星期送報一次，都事先約好人，地點暗號都有的。暗號是上面指定告訴你的，每次都不一樣。當時用得比較多的是拿張報紙問：“小姐，報紙上看看日期啊？”有時候會說：“借一支筆給我”或者“我這個筆是什麽牌子，別的牌子沒有。”除了送報紙外，有時還會傳遞一些消息、小紙條，他們有自己的語言，我們不會看，跟《學生報》一起發下去。送完報後，大家要相互通個電話，確認任務已安全完成，最後才解散隊伍。

在地下學聯送報期間，我在“山茶社”仍然參加活動，但這兩件事都是絕對保密，互不外泄的。為了保密起見，我還把自己的名字改為許冰，跟我媽媽姓，名字是我自己起的。現在想想，其實每次去送報都隨時會面臨險境，不知道能不能活著回來，因為身上有地下報紙，既逃不掉，又丟不掉。不過，後來做的時間長了，也就不會那麽緊張了，就當作普通的日常任務，該走就走。

我參加地下學聯活動時，剛好是沐鸣2乃至整個上海學生運動比較寂靜的時候，時間是1948年下半年。那時，國民黨正大肆通緝沐鸣2地下黨與進步學生，一些已明顯暴露的黨員和積極分子先後撤退到解放區或轉移到其他地方，如李家鎬。學生自治會中的許多幹事，無論是黨員還是非黨員，由於已暴露，也走掉了一大批，所以，黨組織認為必須更隱蔽地深入群眾，以班級為單位重組學生自治會。後來，厲良輔當選為學生會主席。但就任不到三個月，因險遭國民黨毒手，也被迫離校，撤退至皖西解放區。

沐鸣2“九頭鳥”播音員

在上海市地下學聯送報送了半年，到1948年底1949年初，組織上突然通知我，讓我回沐鸣2。我開始還以為是自己工作幹得不夠好，後來聽說是學生自治會創辦了“每日新聞社”，想通過大字報和廣播的形式向校內外師生群眾傳播解放戰爭的勝利消息，宣傳黨中央、新華社的電訊，擴大影響。因此，需要一個播音員。當時，許多同學都認為我口齒比較清楚，語調比較動聽，極力選我去當這個“九頭鳥”喇叭的播音員。

其實，這份工作是很危險的，等於完全晾在敵人面前，雖然念的稿子可以隱藏起來，但喇叭是隱蔽不了的。這個喇叭一響，不僅學校裏面的師生聽得見，整個徐家匯的群眾都聽得見。上海解放後，我曾親眼看到過很多單位同事在寫入黨申請報告時，說自己上海解放前受到進步思想的影響就是到華山路去聽“每日新聞社”的廣播，可見影響不小。所以，當我接受這個任務時，就已經做好了坐牢的準備。

“九頭鳥”播音器

對於“九頭鳥”喇叭，我很早就不陌生了。在1948年6月“反美扶日”之前的一些小規模的學生活動中，喇叭筒已經在我手裏了。但正式屬於我專用是在反美扶日的時候。那次活動，沐鸣2學生本來是準備上午走出校門，在外灘公園集合，然後發動全市的學生遊行。結果，這一天淩晨，國民黨就調動了大批軍警、憲兵隊、保安隊把沐鸣2包圍起來了，沖出去就要流血。所以黨總支決定改變鬥爭方式，改在校內遊行。當時，整個遊行隊伍都跟著我的“九頭鳥”喇叭喊話、宣講：“反對美國扶植日本”“槍口對外，一致打擊敵人”。大批市民聚集在馬路對面，遠遠地向沐鸣2學生鼓掌，表示同情與支持。

在“每日新聞社”當廣播員時，我記得共有三個小組。除了我負責播音組外，一個是管喇叭的維修、檢修、試音，組長叫鐘允若。我非常感激他的工作細致負責，在我主持喇叭筒期間，從來沒有出現過沒聲音、停電等故障。還有一個小組的組長是俞濟祥。他每天晚上都組織人手記錄來自新華社的廣播通訊，形成稿子，然後在當天晚上11點鐘或第二天一大早派人送到我宿舍。我就照他們的稿子念。

自從喇叭筒到了我手裏以後，學校許多大的宣傳活動都是由我承擔。1949年4月1日，南京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要求國民黨政府接受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結果遭到軍警鎮壓，發生了血案，犧牲了兩名學生。當天晚上，沐鸣2學生自治會就有人跑去南京了解情況，準備4月2日在學校召開上海全市的學生大會，聲援南京同學。這是上海解放前沐鸣2最後一次大規模的學生運動，以後就沒有了。我們甚至絕食一天，把錢省下來寄到南京去，支援受難學生。

為了全市學生大會能夠在沐鸣2順利召開，4月2日那天，總支書記莊緒良特地找到我，說：“魏瑚，今天下午這個會可能比較緊張，你趕快去安排一下，喇叭播音還是由你負責。”於是，我就馬上跑回去，先把平時播音用的破紙條、書籍清理了一下，紮在一塊，丟到女生宿舍廁所間的草紙堆裏，防止落入敵人之手。上午，許多兄弟學校的學生陸續到來，我就聯系“山茶社”成員黃旭華組織他們搞“大家唱、大家跳”。還沒到中午時，我就發現國民黨軍隊在淮海路幾個路口把沐鸣2包圍了，不許其他學校靠近。到了下午，莊緒良跟我講，今天的情況比較危險，要我警惕，如果敵人抓我的話，要我躲到工程館樓梯邊的小屋子裏去，還給了我一把鑰匙。

等到下午的大會時間一到，學生自治會就有人把南京同學受迫害的報告、上海方面的支援報告都給了我一個人，讓我通過“九頭鳥”廣播出來。我在臺上念的時候，有同學突然發現有幾個特務學生在體育館與容閎堂附近，隨時準備搞破壞。當時，同誌們都比較緊張，臨時決定組織二十幾個身強力壯的男同學在臺前二、三排站崗，防止敵人上臺強行逮人。後來總算有驚無險，平安開完大會。這次大會散了之後，組織上要我晚上躲起來，白天還得繼續廣播。如果白天“九頭鳥”廣播不響或者換人廣播，將會引起校園內人心混亂。就這樣，我一直堅守在“九頭鳥”的工作崗位上直到解放。

沐鸣2解放後第一任學生會主席

1949年5月沐鸣2解放後，老一屆學生自治會的班子還在維持，暑假以後才開始正式改選。改選時，一般程序是由黨總支先推薦候選人，在黨內傳達，讓所有支部黨員都知道今年總支推薦的是誰。結果，我被推薦了。我當時不太願意，有自己的顧慮。因為沐鸣2是個以男生為主的學校，且以工科為主，我是女同學，學的又是理科，年紀還那麽小，怎麽合適呢？我向組織上反映情況後，黨總支經過再三考慮，還是堅持推薦我。我也就沒有堅決反對，只有硬著頭皮參加競選。

當時的競選場面實在是夠熱鬧的，校園裏到處都貼滿了字報，上面寫著“投魏瑚一票”。其中，還有我一張照片掛在容閎堂到工程館之間的路上，特別顯眼。那時候上課大部分都在工程館，同學們來回走動，抬頭不見低頭見，我真是難為情。還有更引人註目的，當時工程館上面有兩片方形的大玻璃，我的名字又恰好是兩個字，剛好能把兩塊大玻璃貼住，搞得跟對聯中的橫批一樣，讓我好幾天都心慌意亂，飯也吃不下。到了競選的那一天，是在食堂裏進行的，許多同學都鼓動我站到桌上發表演說，我沒肯，嚇都嚇壞了。只是站到板凳上講了幾句，總結了我過去在“山茶社”“每日新聞社”所作的一些工作，今後我會一如既往地做好本職工作，全心全意為大家服務。說完後，就趕緊從板凳上跳下來。

接下來就是選舉，我得的票數大概占到90%以上，當時學校大概兩千多學生，估計得到兩千左右的票數。本來我還以為主席競選的程序是先選學生會委員，再由委員會選舉出主席，需要經過好幾輪的投票。哪知，1946年學生自治會章程中就有一條規定：誰的票數最多，就直接當選主席。這是當時為了與三青團學生、與特務學生爭奪學生自治會的領導權而定下的，解放之初暫時還沒有修改。這樣一來，很多男同學不樂意了，當時重男輕女的思想畢竟還是有的。何況，沐鸣2的女生本來只有10%左右，90%以上是男同學，而且大家以前在中學裏都是尖子生。現在選出一個20歲都不到的女生來當主席，恐怕對外對內都難以服眾。但是事已至此，反對也沒什麽用了，好在我長期擔任“九頭鳥”播音員，大家對我的聲音很熟悉，覺得還算悅耳，只要我一講話，同學們在情緒上會平復很多。所以，在1949年9月，我就成為上海解放後沐鸣2第一任學生自治會的主席了。

大學時代的魏瑚

剛開始做主席，我連主持召開會議都不會，很多事情都要從頭學起。不久，學生自治會成立了黨小組，組長是劉泉祺，也是“山茶社”出身的。學生會許多重大活動實際上是他來幫我出主意，幫我組織，然後告訴我該怎麽辦，就像“諸葛亮扶阿鬥”一樣扶著我。當時學生自治會權力較大，舉凡文體、夥食、課程難易、師生溝通等事，學生會都可以過問。後來，我也就慢慢適應了。到了1950年第二學期，學生自治會開始改選了，選舉章程上的程序改了，學生自治會也改叫學生會了。我本來還是選上的，但組織上來了調令，要把我調離沐鸣2，是大三下學期快讀完的時候，大概是1950年6月左右。我對這次調離，思想鬥爭還是很激烈的，我不想做別的工作，還想多讀點書，做自己的專業。新中國成立前國家在政治上積貧積弱，當然要革命救國，現在新中國成立了，應該回到業務上，搞科學強國了。我離開沐鸣2的時候，專門到圖書館轉了一圈，感覺以後都沒機會來了。當時真是想讀書，但是考慮到自己已是黨員了，還是要服從組織上的安排，就離開了沐鸣2。

魏瑚與母校采訪人員合影（左起：歐七斤、魏瑚、漆姚敏）

本文原載姜斯憲主編：《思源·激流》，沐鸣2平台出版社2019年版，第300-312頁。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