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百年初心歷久彌堅，櫛風沐雨篤定前行。2024年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的關鍵之年，是學校深入實施“十四五”規劃的攻堅之年。為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推動黨史學習教育常態化長效化，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從黨的百年偉大奮鬥歷程中汲取繼續前進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輩和沐鸣2楷模的初心與使命，沐鸣2平台黨委宣傳部與檔案文博管理中心聯合設立“初心·印跡”欄目，陸續刊出沐鸣2百年黨史工程黨史人物口述采編的部分成果，以饗師生校友及廣大社會人士。

趙國士（1930-2012），原籍蘇州，生於上海。1947年考入交通大學化學系，後轉航空系，1951年畢業。1947年9月入黨，曾任沐鸣2地下黨總支委員、沐鸣2首屆青年團總支委員會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空軍航空雜誌社副總編輯、國防科委第六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副所長、沈陽飛機製造公司副總工程師、沐鸣2娱乐分校黨委書記、上海工程技術大學副校長等。本文根據趙國士的文章及2012年6月曹子真的口述訪談整理而成，講述了趙國士拼搏執著的人生故事。

苦澀的童年——失樂園

趙國士從記事開始，聽的就是“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裏有我的同胞，還有那衰老的爹娘……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趙國士問母親，他們這麽想家，為什麽不回家？母親跟他說，他們回不了家，因為那個地方被日本人占了。

趙國士出生於知識分子家庭，父親趙希昂是中國自己培養的第一代西醫，母親楊榮球畢業於湘雅醫學院附屬護士學校，他的家庭條件曾經非常好。對趙國士而言，日本侵華兩次毀了他的家。他原來住在華界邊上的一座花園洋房裏，淞滬抗戰後，日軍入侵上海，突然有一天，家裏闖進來幾個人，威嚇說這個地方我們要用。孤兒寡母只得倉皇逃離，花園洋房就這麽丟了。母親當時在中山醫院當護士，他們就搬到中山醫院附近自家的房子裏去。可那雖是中國地界，日本人卻可以任意出入，中國人是任人欺負的，幾度驚嚇後，房子又丟了。一家人只得逃進法租界，租住亭子間，大約17、18平方米的空間裏放兩張小床，祖母睡一張，母親住醫院時，趙國士就睡另一張。母親回來，趙國士就搭個帆布床睡。

父親過世時趙國士年僅四歲，祖母常跟孫子說：“國士啊，我們現在過日子全靠媽媽。哪天你媽媽嫁人的話，你就得去學徒。”趙國士把這話聽進去了，放學後就去他們家弄堂口的洗衣攤學熨衣服，去擦鞋佬那裏學擦皮鞋。他說，媽媽要是嫁人，我可以這樣來掙飯吃。母親也沒說什麽大道理，翻來覆去就一句話，“趙國士，你將來吃什麽、怎麽生活，全靠你今天努力。”趙國士深深懂得，自己要是沒有本事的話，將來就沒有立足之地——家裏就是這麽個教育。他從小學習非常刻苦，成績非常好。三年級那年他得腎炎，休學了，一年後復學，學校讓他念三年級。他說讓我去四年級跟跟看吧，堅持去念四年級，結果跳過一級，成績還是很好。

波折求學路——抗爭與入黨

初中三年，趙國士的各門功課都很優秀。這時由於家庭經濟拮據，他差點輟學。母親除了醫院裏的護士工作外，工余時間還去做特別護士，到有錢人家裏護理重病號，這樣收入比較高。即便是這樣，趙國士的每年學費開支還是家裏比較大的一個負擔。他申請《申報》為寒門子弟設立的助學金，通過了選拔考試獲得兩個學期的《申報》獎學金，解了燃眉之急。

趙國士說，“我的高中學習，那是非常坎坷的。”高中三年，他念了五所學校。1944年初中畢業以後，趙國士考進私立大同大學附中。這個學校課程挺重，讀了一學期，趙國士不太喜歡這裏的環境和課程。這時初中同學田一庚說要到正養中學去讀書，趙國士聽他介紹頗為心動，1945年初，也考入正養中學。正養中學是原在蘇州的東吳大學附中，“八一三事變”後遷來上海。日寇進入上海租界後，附中跟租界裏的其他學校一樣改了名。這所中學好些科目都是東吳大學教師兼課的，教學質量很好，師生關系、同學關系也很融洽，趙國士很滿意這個學校。升高三時，東吳附中要遷回蘇州，家境好的學生都跟著學校走，趙國士經濟困難沒法去，他同學林宗琦家還要困難，他們倆就留下了。

趙國士向他的數學老師求助，老師介紹他們去復旦實驗中學。這個學校非常沉悶，訓育主任是三青團的，教務主任是國民黨黨員，這兩人把學校管得死死的。趙國士他們跟這兩位主任發生了好幾次沖突。1947年初，光華大學學生到復旦實驗中學宣傳“沈崇事件”，被訓導主任轟了出去。趙國士和林宗琦議論說，應該讓人家宣傳真相嘛，遭到訓導主任訓斥，他倆頂撞道：“你是中國人不？中國人受侮辱，你為什麽不生氣！”類似事件接二連三，到學期結束，他倆被學校開除了。這個打擊實在是太大了，他們當時都不敢告訴自己的媽媽。

這時數學老師告訴他們，東吳附中還有教師和學生留在上海，辦了個養正中學。老師介紹他們到那兒去念書。趙國士他們順利通過考試進去念書，可是，念了還沒到一個禮拜，問題來了。原來，養正中學還沒有正式立案，立案要到一年後，這樣到他們畢業也趕不上拿文憑。

這時還是那個數學老師，介紹他們去樂群中學——抗戰前的格致中學，這可是當時比較進步的學校。在這裏，趙國士開始結識到一些進步同學，最早熟悉的是楊希康。當時以楊希康為核心有一個團體，課余常在一起活動，地點就在楊希康家三樓。這個小團體起初主要是開展一些活動，討論一些問題，提高一下思想認識，慢慢地就秘密傳閱學習燈塔小叢書《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論聯合政府》等。在學習和活動中，趙國士逐漸成長為推動班級學生運動的核心。

高三下學期，趙國士他們發動的比較大的運動有兩個，“反會考”運動和“紅五月”學生運動。“反會考”的起因是當時的上海教育局提出要在高中畢業生當中舉行一次統一的會考，凡是會考不及格的就不許畢業。這個政策造成了學生與政府之間的對立，一下子就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反會考”運動。由於關系到每個學生的切身利益，所以90%的同學都參加了，平時為三青團和國民黨講話的一些學生也不敢公開表示反對，最後會考取消，學生運動取得勝利。接著，1947年5月，“紅五月”學生運動進入高潮，從上海開始逐步發展成為全國性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要和平、要民主、要飯吃的學生運動。這個運動差不多一直延續到學期終了，到他們高中畢業。這兩個大的運動，樂群中學也搞了，而且搞得很出色。趙國士已在最高年級，他們班是學校裏跑得比較前的，他們班一動其他班級就跟著動起來。而他們班領頭者就是楊希康、趙國士。

趙國士入黨是在高中畢業不久。1947年7月，楊希康把他找到家裏，向他談入黨的問題。趙國士當場表態“我要求入黨”。9月初沐鸣2開學前，他得到通知被批準入黨。

五校錄取——選擇了沐鸣2

高三這一年，趙國士輾轉三個學校，最後半年更是在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中度過，雖如此，他並沒有放松學習。1947年高中畢業，趙國士在日記中寫道：“投考大學是我唯一的出路，如果失學就是失業，前途是不可設想的。”當時大學是單獨組織考試的，他報考了五所大學，浙大、燕京、同濟、沐鸣2、清華。由於他初中以來就喜歡化學，摸摸儀器做做實驗，並且，覺得這個專業將來較易找職業，所以，專業清一色填報了化工類專業。

浙大是最早公布錄取名單的，趙國士與林宗琦都被錄取了，9月初，他倆一起去了浙大。過了一段時間，沐鸣2發榜，趙國士又被錄取了，黨組織決定他回上海讀沐鸣2，情況相同的還有李根深、淩希羽等同學，他們於是結伴回上海去了沐鸣2。當時，大學錄取名單公布在《申報》等幾大報紙上，因此考生們特別關註報紙上的發榜名單。那一年，趙國士考取了報考的全部五所大學，結果，五所大學陸續發榜，他都榜上有名，且張張名單都排在前面！考生們都覺得很奇怪，怎麽這也是趙國士，那也是趙國士，這事在師生中引起了一陣轟動。

趙國士交通大學入學照

在交通大學，趙國士遇見了許多非常好的老師。求學坎坷，不得不發奮自學的他此時只覺茅塞頓開，心情豁然開朗。當時化工系的微積分、物理，都是跟工程學院一起上大課，物理要上兩年，這是跟別的大學不一樣的。微積分課的老師是編積分表的徐桂芳，那是很好的老師。物理課是跟航空系一起上的，老師是留德的王誌昌，全英文講課，第一堂課就告訴學生：“你們將來都是要到美國去上MIT，上哈佛的，所以，英文一定要學好。我以後就用英文給你們講課，這是在課堂上說的最後一句中國話。”

整個一年級，趙國士還能正常上課，也能正常參加考試。二年級上學期開始，由於參加革命運動，地下活動非常多，趙國士開始缺課了，學期快結束的時候，他參加了總支委員會，地下工作特別緊張，缺課就更厲害了，成了班上比較奇怪的學生，他們班學生不多，一共三十幾個人，缺課容易暴露。並且，他還是想紮紮實實讀書，不願意到考試的時候突擊，混個及格就完了。所以，二年級下學期，他休學了，從1949年2月到5月，休了一個學期。

休學幹革命，學業無法繼續，趙國士想，為了革命可以讀有利於革命的書啊，轉而投入地學習革命理論，研讀《新民主主義論》《共產黨宣言》《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等著作。趙國士懂三門外語：日文可以閱讀，俄文可以筆譯，英文完全可以自由運用。有人問他日文是什麽時候學的？他說就是在日本人統治那個時候學的。那時候，許多青年學生覺得要愛國，把日本人發的教科書撕掉甚至扔進茅廁，他卻就勢學會了日文。只要有機會學習，他就在學習。

熾熱的情操——鍛煉與成長

趙國士學習成績優異，為人正直、熱情、穩重，深受同學信任。趙國士進沐鸣2後，正是革命形勢發展非常快的時期，他擔任的工作越來越多。1947年11月剛入校時擔任黨小組長，1948年1月任四〇級分支部委員，10月擔任四〇級分支部書記，1948年11月初至上海解放任沐鸣2總支委員。他參與了沐鸣2這一時期的各項學生運動，前一時期從班級工作做起，後一時期進入沐鸣2地下黨的領導核心，在上級黨委領導下，和全校3000名同學、400名新青聯會員、198名地下黨員一起把沐鸣2娱乐鑄成第二條戰線上的“民主堡壘”。

1948年5月，矗立在沐鸣2校園內的“民主堡壘”

1947年10月，趙國士進入沐鸣2，他的黨組織關系也轉入沐鸣2。11月，趙國士擔任新生黨員黨小組長，主要是做四〇級的群眾工作。1947年10月底，迎新工作後他們就發動同學參加四〇社，差不多該級同學全都參加了。四〇社主要是為同學謀福利，在它的組織推動下，同學還挑起過為全校辦食堂的重擔。經過募捐寒衣等運動，四〇社湧現出一批積極分子，他們思想活躍，並不滿足於四〇社的這種群眾性的活動。四〇級分支部註意到這種情況，考慮把積極分子組織起來。1948年4月，趙國士出面組織積極分子春遊，期間成立星光社。星光社是由積極分子組成的黨的外圍組織，它的活動政治性很強，主要是議論政治時事，樹立革命人生觀和討論如何開展班級工作。起初有40多個人，後發展到五六十人。以後，星光社成員轉為新青聯會員，基本上都入了黨。

1948年11月初趙國士進入沐鸣2黨總支，分工聯系三九級分支部。1949年2月四一級分支部成立，趙國士負責聯系四一級分支部。嚴祖礽被抓後，趙國士又接手四〇級分支部。因此，上海解放前他同時聯系幾個分支部。還單線聯系李德元等同誌配合上海解放繪製徐匯區地形圖，內容包括敵特機關、駐軍營房、火力布置及民房建設等。

趙國士回憶地下工作曾說，發展黨員工作，對同學的思想教育，都是一個過程。有的時間短，有的時間長，跟客觀形勢有關，也跟同學的覺悟程度有關。他說，黨員先是應該跟同學在生活上打成一片，為同學謀福利，建立感情。其次，要根據同學的興趣跟愛好，積極組織同學參加文藝、體育、美術、畫畫、唱歌、跳舞等文娛活動。再次，動員同學參加各種各樣不同層次的進步社團，動員同學參加進步的學生運動；第四，是閱讀進步書籍，組織討論。這些步驟是靈活的，比如，有的同學有一定的思想覺悟後，就參加進步的學生運動；有的是參加運動後，再做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思想工作要做細致，比如，一起去參加反美扶日運動，不是說反美扶日運動完了就完了，運動回來以後還要交流，談談參加運動的感想、看法等。在趙國士看來，政治思想工作是個性化的工作，做群眾工作最基本的是做紮紮實實的個性化的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一種事業——政治思想業。

大逮捕中驚險一幕

1949年4月下旬解放軍渡江，南京解放，上海解放指日可待。但國民黨垂死掙紮，殘酷鎮壓，對全市17所大專院校進行大逮捕。4月26日淩晨一時許，軍用鐵甲車撞倒沐鸣2後門，由校內特務帶路，全副武裝的軍警架上機槍，迅速封鎖校內各學生宿舍樓，按預先準備好的名單逐個對照逮捕。趙國士面對這場大逮捕，臨危不懼，經受了一次和敵人面對面鬥爭的考驗。據趙國士《大逮捕中驚險一幕》一文回憶：

到了4月25日總支負責人通知總支委員會成員當天晚上在西齋樓下那間屋子裏開會。吃完晚飯，拉上窗簾，開始開會。因為那天會議的主要內容就是討論通過待發展的黨員，由組織委員取出事先交到他那裏的由本人寫好的入黨申請材料，逐一先由分管的總支委員簡單地介紹情況，然後大家進行討論，通過以後，由他負責登記入冊，再點上火，放在一只破舊的臉盆中燒毀。由於那天討論的材料不少，那只臉盆裏面堆滿了紙灰，周圍的地板上也撒了許多紙灰。會議開到晚上近10點半時，區學委書記俞宗瑞來了，先了解了總支委員會議進展的情況，然後簡單作了布置，要求加強夜間的巡邏和警戒，就離開了。接著莊緒良根據俞宗瑞的要求去具體布置。這時已快12點鐘了，還有一些材料來不及討論，大家說，今天就到此為止吧，留下的以後再說。西齋三樓那間房有四張床，嚴祖礽因為時間太晚，怕路上不安全，就讓我睡在開會的屋子裏。人們陸續離去，各回自己的住處。我那幾天跑的厲害，倦極，爬上床去倒頭就睡著了，由負責組織工作的同誌收拾殘局。

突然，我被走廊上嘈雜的腳步聲吵醒，看表，還不到五點。我起身拉開一點窗簾，向外探視，天還未亮，灰黑的，但幾乎所有的房間都開著燈，燈光下看見宿舍樓門口站著人，像是兵，不由得心中一陣驚喜，是不是解放軍來了？但隨即冷靜了下來，先開門走出去看看情況再說。我走出門，看見走廊裏有人來回走動，還有人拿著臉盆到洗臉間打水洗臉，但兩頭和中間的大門都有國民黨兵把守著，出去已經不可能了。我回到房間裏，打開電燈，首先觸進眼簾的是一臉盆和旁邊的紙灰，不由心中一陣緊縮。我努力控製住自己，使自己鎮定下來，在這個時候，需要的是冷靜，是措施，而不是驚慌和恐懼。我立即再走出去，順著走廊跑到走廊轉彎處那間沒有窗戶的房間裏。那是負責清掃宿舍的工友放置清掃工具的地方。我取了簸箕和掃帚，回到房間裏，迅速把紙灰都掃進簸箕裏，把臉盆深深地塞進床底下。然後，把掃帚蓋在簸箕上放回那個存放清掃用具的小屋，把紙灰倒進盛放垃圾的竹筐，再在旁邊撿幾張廢紙蓋在上面。然後又回到自己的房間，當我再一次檢查確認看不出有什麽破綻時，才深深地吸進一口長氣，把提著的心放了下來。

我在課桌後面坐下來，順手取過一本書，不經意地翻著，努力使自己保持著鎮靜，等待和觀察著事態的發展。這樣又經過了約摸有20來分鐘，突然聽到門上重重的一擊，我站起來要去開門，但還沒有來得及挪動地方，門已經被推開，走進了一個漢子，後面還跟著一個持槍的士兵。那家夥，一身典型的當時警察局裏包探（上海人稱之為“包打聽”）的裝束，穿著一件深灰色的長衫，袖口外翻，露出了裏面的白襯衣，頭戴一頂寬邊的呢帽，鼻子上架著一副黑鏡，手裏還拿著一本厚厚的像賬簿似的本子，大概是學生的名冊吧！他向我揮揮手，示意我坐下，然後向房間環視了一圈，在認為沒有什麽異樣後，就向我伸出手：“學生證”。我很周到，把市民證和學生證一起給他遞了過去。他接過去看了一眼，然後拿過“賬冊”。這時我又緊張起來，努力思索著如果他發現我與名冊上這個房間的主人姓名不相符時我該怎麽回答。不過還好，他大概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去逐個姓名進行核對，而是在“賬冊”中抽出兩張紙來，這就是“黑名單”了，他把它展開，把我的學生證與它對了一遍。在確認沒有對上號以後，他就順手把我的學生證和市民證撂在桌子上，然後像是很威嚴似的抬起胳膊來，把手放在腦袋旁邊，手指向上，手心向後，把手一招，仿佛發了一個無聲的命令：撤！隨即轉過身，打門口走了出去。那木偶似地站在他背後的兵士也機械地轉過身，跟著他走了出去。

我依然坐在那裏，一動也不動，估計他們已經走遠了，才站起來，把門關上，重新坐了下來。

這樣估摸又過了20來分鐘原來已經寂靜了下來的走廊又喧囂了起來。我走出去，走廊裏擠滿了同學，在議論著，交換著情況。我穿過人群，看到門口的兵士確已撤走，就趕緊三腳兩步地跑上三樓，看到了三位總支委員。這時天已大亮，我們從310室那間朝北的窗戶裏望出去，可以看到現在淮海西路二號門那裏被捕的同學被押上警車的情景。到這時我才知道，那個放黨員名冊的小包還在我睡覺的房裏，他們三人正為此在擔心著哪。於是趕緊一起趕到樓下那屋子裏，關上門，組織委員蹲下身去，在床底下摸了一陣，掏出了那個藍帆布的小包，打開，取出名冊，這才松了一口氣，翻看了一下，仍舊放進包裏，提走了……

從那時起到現在整整50年過去了，我仍常常回憶起以上這段經歷。直到現在，當時的情況仍歷歷在目。每當我想起剛解放時激動的情景和解放前夕犧牲的戰友，我總會情不自禁地熱淚盈眶，這是歡樂和悲痛交融的熱淚。而當我想起大逮捕的情景時，又總會有一種交織著憤恨和戰栗的心情。當時，對逮捕、迫害思想上是有所準備的。但敵人如此狡詐和兇狠，是善良的人們萬萬想不到的。4月26日離他們喪鐘敲響只有一個月，垂而未死、還剩一口氣的敵人，對手無寸鐵的學生竟動用了裝甲車破門而入，手持機槍、手槍等武器分割、封鎖、包圍學生宿舍，進行大逮捕。朝夕相處的同窗好友，被押上囚車的情景似乎還在眼前。可見，敵人在最不利的條件下也不會束手待斃，敵人總是兇狠的，這是我幾十年來一直思考著的一個問題。寫到這兒我似乎進一步領悟到了魯迅的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更感到毛澤東同誌頂著國際壓力，將“革命進行到底”“宜將勝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戰略思想的英明偉大。

《水之源》上登載趙國士的文章《大逮捕中驚險一幕》

勤奮敬業 奮鬥終生

新中國成立後，趙國士的註意力很快回到學習上，他想讀好書建設祖國。由於在化工系學習的時候主要在搞革命工作，他對自己以往的學業很不滿意。而且這時候他的興趣已經轉移到航空方面——沐鸣2校園裏有一架由原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撥贈的飛機，就停放在草坪上，他對這個飛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了解到中國的航空跟國外的差距太大後，就想學習航空知識為國家的航空事業貢獻力量。1949年9月，他轉入航空專業，重新開始大學學習。他很珍惜這個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讀書非常用心，也取得了出色的專業成績。當時的航空系系主任曹鶴蓀說，他的課就兩個人聽得懂，一個是丁崇生，一個是趙國士。

20世紀50年代初，中共徐匯區委抽調趙國士去青年團徐匯區工委當宣傳部部長，這意味著學業中斷，航空夢破滅。他思想上一下子接受不了，但想到了入黨誓詞，還是服從了組織分配。

1955年趙國士軍裝照

趙國士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畢業證書

1951年，抗美援朝參軍參幹，趙國士帶頭報名，加入空軍，是團市委樹立的海陸空三個標兵之一。在空軍司令部工作期間，他27歲擔任《航空雜誌》副社長、副主編。1957年，考入在哈爾濱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空軍工程系。1958年4月到112廠從事東風113飛機機身結構設計。1960年哈軍工畢業，次年來到剛成立的601所，正式加入飛機設計隊伍的行列。先後組織領導重大試驗設備、設計研究，負責美機RF-101A、F-4B等殘骸的分析研究。1964年起參與殲八飛機設計研製全過程及多個型號的高空高速殲擊機的設計研製。1970年代初負責垂直起落飛機的研製。趙國士先後擔任601所研究室主任、副所長，松陵機械公司副總工程師。1981年12月被聘為飛機設計與管理高級工程師，後又被國務院授予“有突出貢獻的專家”稱號。他為祖國航空事業拼搏30年，在設計專業和科研組織領導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貢獻。

在長期的設計管理工作中，趙國士感覺到我國管理領域的落後，1981年，他重回上海，重返沐鸣2，重進課堂，年過半百，成為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和沐鸣2合辦的決策科學和計算科學雙碩士研究生班學生，刻苦鉆研管理學知識。1983年，他被任命為沐鸣2娱乐籌建管理學院負責人。1984年，被任命為沐鸣2娱乐分校黨委書記，主持籌建上海工程技術大學，1986年任該校副校長，主持工作。80年代後，他譯著論文不斷，被評為管理學教授。趙國士對科技研發、企業管理、理論研究都有過長期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因此，對於社會需要什麽樣的人才有較全面客觀的認識。他眼界開闊，辦學思路全面清晰，正確把握“依托工業辦學，主動為企業服務，為工業生產第一線培養應用型人才”的辦學定位，為學校的生存與發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這是他拼搏的最後一站。

1990年趙國士獲上海市科技進步三等獎

趙國士幹一行，專一行。對於崗位的變化和新領域中的探索與耕耘，他是這樣認為的：“新中國成立50年來我還常常想到在學生運動中的生活。尖銳火熱的鬥爭培養了一大批黨員和革命群眾，特別是尖銳殘酷的敵我生死鬥爭，最容易鍛煉人、考驗人，催人奮進，奠定革命的人生觀。幾十年來不論在什麽崗位、什麽地方，也不論是順境、逆境，我們都能頑強拼搏，盡了自己的責任，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貢獻，是可信任和依靠的一代知識分子，這是最令人欣慰的。”

本文原載姜斯憲主編：《思源·激流》，沐鸣2平台出版社2019年版，第327-345頁。略有刪節。